【编者启】几位对历史感兴趣的同仁，有心探究加拿大排华法历史，希望有更多感兴趣的朋友加盟。 假若您无法参与，但也希望支持，欢迎赞助本次研究及事后集结出版事宜，谢谢您！请在文章末尾留言或添加微信ccvoice-ca，谢谢您的阅读！
(一)
1820年，美国移民局记载了第一批抵美的华人。从此，中国学生、商人，特别是劳工源源抵达美国，直至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令限制中国劳工，移美浪潮骤减。
中国移民妇女，虽然在人数上大大少于中国男性移民，也在同时期抵达新大陆。1834年，有史可载的第一名中国妇女梅阿芳(AfongMoy)，抵达纽约。随后，其他中国妇女也陆续到达美国。自梅阿芳抵美三载之后，已有1784名中国妇女居于美国，主要分布于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夏威夷和爱达荷等州。
1848年，大批金矿被发现于加利福尼亚州。从此，黄金的诱惑吸引了无数美国东北部的小业主、平民、失业者与冒险家开赴西部发掘黄金，也招致了大批移民从欧洲及亚洲，飘洋过海，来美国实现黄金梦。黄金被发现的消息，也在19世纪50年代传入中国。时值鸦片战争结束，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列强竞相将其工业产品倾销中国，导致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崩溃，商人破产，手工业者失业，农民倾家荡产。南方沿海省份，尤其是广东、福建首当其冲。内忧外患与凋敝的经济迫使大批广东福建的失业农民及手工业者，典卖家产，或以人身做抵押，购买船票，告别妻小，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大部分抵美的华工都怀着到美国摆脱贫困、发财致富的梦想，视美国为黄金地。美国因此被广东、福建移民称为“金山”，首批华人聚居的加利福尼亚圣·弗兰西斯科(San Francisco)也因而被叫做“旧金山”。
这一西部移民美国的黄金潮大大推动了美国西部的开发，使美国从东北部十三州逐步发展为横贯北美大陆的国家，在美国西部史与美国经济政治及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黄金潮与美国西部开发时期(1840至1880年)，由于西部生存条件原始艰苦，西部冒险家们多为单身男子。娼妓业由此应运而生，在此以男性为主体的西部社会发展繁荣。
黄金潮时期的西部娼妓，多为墨西哥裔，西班牙裔，或生长于墨西哥、巴西和秘鲁的法裔妇女，以及从美国东海岸来的白人妇女。早期中国移民妇女，也被骗或被迫加入娼妓业，卖笑为生。1870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3526名成年中国移民妇女中，有2,157名被列为娼妓。美国西部各州政府迫于新教教会(Pretestant)妇女社团的抗议活动，自1870年开始，通过取缔娼妓法令。其中最著名的为《佩奇法》(Page Act)。该法令规定禁止娼妓入境。自此，大部分中国娼妓从良，成为中国移民商人、业主及劳工之妻。但娼妓业的罪恶与不道德仍然被美国政府及反华人士利用为通过1882年《排华法》(Chinese Exclusion Act)的借口之一。该法有效地禁止了华工及其家属入美。
但是白人劳工，尤其是加利福尼亚的那些成功地迫使美国国会通过1882年《排华法》的白人劳工，仍不满于该法的有效力。由于中国劳工勤勉吃苦，顺从听话，在美国白人罢工时，常被资本家雇佣做为替补。美国资本家与种族歧视者更有意煽动美国当地工人对华工的不满，以便从中渔利。在美国历史上，白人工会一直被认为是推动排华暴力活动，迫使国会通过排华法令的主要社会力量之一。为了加强1882年排华法的效力，国会于1888年10月1日通过了《司各特法案》(Scott Act)。该法令宣布所有返华探亲的中国劳工的回返证明书(Return certificate)无效，从而禁止了2万名持有证明的中国劳工重新入境。在该法通过以前，中国劳工的家眷还可以前居民的身份入美，司各特法则有效地禁止了这些华人移民妇女入美。但中国商人的妻女仍可以前居民的身份再次入境，与其丈夫或父亲团聚。上述排华法令大大限制了中国妇女移民美国。因此，始至1870年，中国移民妇女的人数保持于仅4000名左右近半个世纪。
在19世纪后半期与20世纪初，做为洗衣店主、中餐馆经营者、杂货店主、农夫、厨师以及劳工的妻子，这些早期中国移民妇女时常面临生活的艰难困苦、当地白人的歧视与敌意，日日处于惊恐不安之中。她们的日常活动包括煮饭洗衣、带孩子。除家务事外，生活在乡间的移民妇女还要管理菜园，贮存蔬菜与水果，喂养家畜，下地种田；同时居住于城镇的中国移民妇女则要帮助他们的丈夫管理洗衣店、餐馆与杂物店，终日辛劳。惧于当时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与暴力排华活动，这些早期移民妇女的活动天地仅仅局限于当地华人居住区域唐人街的陋室中。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至战后的一段短暂时期，美国政府与各界对中国及华裔的歧视与敌视态度开始转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做为反法西斯的同盟国成员之一，进入同盟国四强的领导集团(其他三国为美国、英国与苏联)。中国军民在中缅战场的浴血抗战，也引起了美国各界人士的关注与敬佩。中国与中国人的形象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开始改变。同时，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又一向以开明激进著称。在这一系列有利的内外因素推动下，罗斯福总统于1943年12月13日签署《废除排华法令》(Repeal of Chinese Exclusion Acts)的文件，宣布自是日起所有排华法令无效。从此，排华法被一一废除，有利于华人移民的法案被国会通过，中国妇女开始以军人未婚妻，军人妻子，战时错置人员(displaced person)、难民，以及美国公民妻子的各种身份进入美国。为奖励在役与退伍军人，包括华裔，美国国会于1945年至1950年通过一系列法令接纳他们的外籍妻子入境。1945年12月28日，《战争新娘法》(War Bride Act)被通过。该法令规定美国在役军人的外籍妻子(只要该婚姻在该法通过前或通过后30天之内生效)可以入境并有权申请成为公民。据美国移民与归化局(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s)的年度报道，在该法被实行的三年之内，约有6千名中国妇女做为军人妻子被接纳入境。1946年6月29日，国会又通过《军人未婚妻法》(G.I. Fiancees Act)，允纳美国军人的外籍未婚妻入境。在该法实行的三年期间，有91名中国妇女被接纳入境。
1948年的《战时错置人员法案》(Displaced Persons Act)与1953年的《难民救援法》(Refugee Relief Act)是美国国会针对中国大陆突变的政治局势而通过的法令。1949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长达28年的奋斗中，终于战胜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在此之前，不少国民党的要员大亨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已纷纷转移资产、疏散子女到香港、台湾、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在国民党院外活动集团的压力下，美国国会于1948年6月25日通过《战时错置人员法案》，允许这些逃离中国的移民将其在美身份从临时访问转为长期居民。约有3,465名“被错置”的中国学生、访问人员、海员，及其他人员运用该法成为美国长期居民。在同样的政治背景下，美国国会又于1953年8月7日通过《难民救援法》，给予2,000名持有国民党政府颁发的护照的中国人入美签证。截止至1950年代，在美国的华人妇女数目已达20,621名。
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美国华裔妇女加入就业者的行列。移民妇女的就业机会一般局限于无技术性的低等职业如缝纫、餐馆招待业、家庭服务业以及其他服务性行业。同时那些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第二代华裔妇女则大多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因而有机会进入职业妇女圈。一些杰出的第二代华裔妇女更成为作家、律师和学者。王玉雪(Jade Snow Wong)出生于旧金山唐人街的一个中国移民家庭，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一名陶瓷工艺美术家与作家。她将自己的成长经历，特别是作为第二代华裔妇女所体验的由东西方两种文化冲突而引起的失迷、困顿的心路历程，写成自传体小说《第五个中国女儿》(Fifth Chinese Daughter)，畅销一时，尤为第二代华裔妇女喜爱。埃玛·卢(Emma P. Lum)被任命为旧金山市的律师。罗斯·李(Rose Hum Lee)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当选为芝加哥的罗斯福大学(Roosevelt University)社会学系主任，成为著名学者与社会活动家。一些杰出的华裔妇女如吴建雄博士成功地进入高科技领域，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60年代，美国黑人发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在此运动的冲击下，美国政府被迫通过法令，调整政策，注意保障美国黑人的各项权利。民权运动不仅提高改善了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也使其他少数族裔受益。华裔自始冲破种族偏见、社会歧视的藩篱，逐步进入主流社会(Mainstream society)。迫于美国联邦政府大众传播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ttee)的关于优先录用少数族裔与妇女规定的压力，美国三大电视广播网之一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在1971年雇用第二代华裔女记者宗毓华(Connie Chung)为该公司节目主持。宗毓华工作勤奋刻苦，脱颖而出为美国电视广播业女强人。一些其他美国华裔妇女也活跃政界，被任命联邦政府要职。作家与外交家包柏漪(Bette Bao Lord)与她的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丈夫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于1985年至1989年出使北京。第一代移民妇女赵小兰(Elaine Chao)也在1989年被布什政府任命为交通部长，成为华裔中的最高政府官员。
(二)
虽然中国妇女在近数十年来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她们仍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美国公众所误解。始自中国妇女到达美国，她们便一成不变地被美国大众媒传报道为性感乖顺、神秘诱人的玩偶。据《商业广告》(Commercial Advertiser)记载，当梅阿芳在1834年抵达纽约时，她是被做为展品“身着中国服装”，“向纽约美女们展示中国女子的不同风韵。”一个称作“中国博物馆(Chinese Museum)”的巡回演出团体，也将中国女子描绘为“奇异”“精妙”的玩物：“中国美人潘叶可(Pwan-Yekoo)女士以她独特的中国服饰吸引了所有百老汇的观众。她迷人，狡黠，活泼和雅致。她的一双小脚更是绝妙！”《哈泼斯周报》(Harpers Weekly)于1858年1月30日刊载了一篇关于中国妇女的文章。文章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中国女子的奇异发形，她们的缠足与服饰，并戏谑说：“这些长得像狒狒的香港女人一定尝起来像芒果。”这些描绘中国妇女的早期媒体形象并没有失势，在今天仍然影响报刊杂志对中国妇女的报道。许多文章广告仍然将中国妇女视为可以招揽读者与顾客的诱饵。即使是在70年代创刊的著名的女权主义杂志《女士》(Ms.)也不能摆脱窠臼。在该杂志刊登的一篇广告中，一名东方女子斜卧躺椅，伸出一双大腿，为某公司推销长筒丝袜产品。即使在今天中国华裔妇女依然有时被视为舶来品、性感动物，为传播媒体所利用。
在电影戏剧中，中国华裔妇女同样被描绘为性感诱人的玩物。在传统的好莱坞电影中，中国女子不是怪异冷酷，就是妖冶迷人，用以陪衬男主角(往往是白人)的英武、刚直和强悍。当代电影仍受这种模式的影响。例如1984年出产的电影《龙年》(Year of the Dragon)，其中男主角是越战退伍军人、纽约市警察局的警官斯坦利·怀特(Stanley White)。他不顾个人安危屡次深入纽约唐人街，调查犯罪团伙的活动，而女主角特蕾西·谢(Tracy Tze)则是闻名纽约的电视主播。她像斯坦利·怀特一样敬业，也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亲临犯罪现场，向观众直播新闻。二人在唐人街相遇相慕，演出一场精彩的爱情戏。虽然该剧的编导一方面将特蕾西·谢描绘为职业女强人以反映中国华裔妇女的现状，一方面仍为传统模式所局限让特蕾西·谢表现为一个有心计、性感狡狯的女人。1986年出产的电影《中国女孩》(China Girl)虽远不如《龙年》那样大受争议，但仍不脱旧俗。该剧的背景同样置于纽约唐人街，是一出现代的罗密欧与朱利叶。纯洁可爱的华裔女孩特安(Tyan)与意大利裔男青年托尼(Tony)相爱。两人分别居于相毗为邻的纽约唐人街与纽约小意大利城。两个少数族裔居住区的居民，风俗习惯迥异，相视为敌。两个相爱的年轻人必须先冲破种族与文化隔离，才能获得幸福。该剧同样渲染唐人街的暴力与犯罪，同样将特安描绘成一个性感迷人但软弱无助的弱者。
不同于上述电影，华裔电影编导韦恩·王(Wayne Wang)于1985年编导的《点心》(Dim Sum)则从现实敏感的手法，从正面宣传华人文化。该电影侧重描写第二代华裔女青年杰洛尔丁(Geraldine)的内心世界美及其与母亲的亲情。不同于其他美国青年，杰洛尔丁在成年与就业之后仍同母亲住在一起，以便更好地照顾年迈的母亲。为了母亲，她曾一度推迟婚期。这种表彰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电影，一扫往日好莱坞的渲染暴力与色情的乌烟瘴气，以其清新写实的风格，逐步成为由华裔创作编导，反映华裔生活的电影的主流。而90年代的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则比《点心》更上一层楼，更加细致入微地描写中国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冲突，以及由文化冲突而引起的四对华裔母女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具有意义的是，四个第二代华裔女性均能在这种文化差异与冲突中，发现或重新发现自我，并加深对母亲一代的了解与敬意。《喜福会》不仅为大多数华裔，特别是第二代华裔青年喜爱与认同，而且深受美国其他族裔的欢迎。
在这种新风气的影响下，以多种文化形式表现亚裔美国人新风貌的全美亚裔美国人电影大众传播协会(NAATA, National Asian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于1980年成立。该协会的宗旨为教育美国公众，以准确现实的表现亚裔新形象的作品来取代以往影视界对亚裔的反面的，一成不变的丑化的影剧，发展提高由亚裔美国人创作的影视作品的质量。亨利·周(Henry Chow)编导的电影《李茹》(Liru)是该协会发行的电影之一，曾获奥斯卡(Academy Award)优秀剧作奖提名，并参加旧金山国际电影节。《李茹》表现美国华裔妇女对其种族特性与个人特性的索求。李茹是在旧金山长大的华裔女青年。她必须解决与母亲的关系以及与男友的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必须决定是留在旧金山照顾母亲，还是飞往耶鲁大学与男友相聚。在反省回忆幼年经历后，李茹对母亲更加体贴。
由全美亚裔美国人电视大众传播协会发行的纪录片《点心外卖》(Dim Sum Take Out)通过五名华裔妇女对各自处理文化遗产的方式的对比，表现华裔妇女探求人生、种族、个人独立与性行为等重大问题的努力。该纪录片表现手法明快，颇似音乐电视片的风格。由黛博拉·朱(Deborah Gee)编导的纪录片《斩龙》(Slaying the Dragon)追述好莱坞影片在过去60年中不断重复的对亚裔妇女的不正确的描写。通过电影节录和与影评人士及亚裔女演员的口述访谈，该纪录片对所有表现亚裔妇女的好莱坞影片——从30年代的《巴格达窃贼》(Baghdad Thief)至80年代的《龙年》——一一评价，指出当今好莱坞影片所创造的亚裔妇女形象不过是往日电影中的邪恶的雌老虎(Dragon Lady)，诱惑男人的苏西·王(Suzi Wong)，或乖顺的日本艺妓的翻版。该片同时也评论这些银幕形象对现实生活中的亚裔美国妇女的社会与心理影响。《银色翅膀，亚裔妇女在工作中》(With Silk Wings, Asian American Women at Work)是包括《四个妇女》(Four Women)、《新领域》(On New Ground)、《口述历史》(Talking History)和《坦率直言》(Frankly Speaking)等四个短片的系列纪录片，反映亚裔美国妇女在工作中的各个侧面。《四个妇女》表彰四名亚裔妇女的杰出工作。韩裔的海蒂(Heidi)是一名社区社会工作者，热心尽力帮助韩国移民适应环境，改善生活条件。第二代华裔萨拉(Sara)是一名建筑系大学教授，设计新式公寓改进移民家庭的居住条件。第二代菲律宾裔医生雪莉(Shirley)领导一所社区诊所，工作重，责任大，为了新移民的健康兢兢业业地工作。第二代华裔帕特(Pat)是从旅馆清洁工成长起来的工会代表。她敢想敢说，为维护大部分为新移民的旅馆清洁工的利益不遗余力。她们都既有理想，又有勇气，脚踏实地，将自己的才能与精力用于保障维护亚裔新移民的生活与权利，是新一代美国亚裔妇女的榜样。由洛尼·丁(Loni Ding)编导的《新领域》记叙十名亚裔妇女如何在传统的男性领域中，向传统挑战，实现个人理想，成为股票经纪人、警官、划艇教练、电焊工、药剂师、服装设计师、法官和新闻主播。《口述历史》讲述五名亚裔妇女移民美国的个人经历。她们分别从日本、中国、韩国、菲律宾和老挝来到美国。虽然国籍不同，移民时间迥异，她们都以自己的坚韧刻苦适应异国文化，努力为自己及其家庭创造新生活。《坦率直言》通过高中学生与老师、雇主的座谈讨论，反映这些年轻亚裔女孩如何面对从少年期到青年期的转变而引起的挑战。
在这些亚裔美国人制作反映亚裔美国人的新潮纪录片中，阿瑟·曾(Arthur Dong)于1989年拍摄的《紫禁城·美国》(Forbidden City, U.S.A.)最令人注目，获得最佳种族研究影片金奖、最佳种族文化纪录片特奖等多项大奖。该片多姿多彩，引人入胜。通过历史影片的剪辑以及与当年演员和观众的口述访谈，它将观众领入半个世纪前旧金山唐人街中国人开办的夜总会“紫禁城”(Forbidden City)。紫禁城曾是30、40年代名噪一时的国际旅游热点，是当时全美由华人主持的几家夜总会之一。紫禁城夜总会的兴盛有其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成为反法西斯的同盟国的战时兵工厂。军备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许多美国人小有节余。因战时生活消费品匮乏，人们便将余钱投入夜总会，娱乐消遣。同其他美国人一样，华裔美国人此时也摆脱传统束缚，涌入夜总会，调剂生活。由华人管理亚裔演员表演的紫禁城夜总会应运而生。正如该片编导阿瑟·曾所说：“我们华裔美国人不仅懂得如何刻苦工作，我们也懂得如何消遣快乐。”许多华裔年轻人从业余歌迷舞迷开始成为专业歌手与表演家，组成紫禁城的表演团，表明年轻一代的亚裔美国人在30、40年代已开始向种族与文化障碍挑战，寻求自我实现。
《缝纫女工》(Sewing Women)是阿瑟·曾拍摄的又一优秀纪录片，曾获奥斯卡优秀纪录片提名。该片记录一个中国移民妇女在被战争蹂躏的中国大地辗转逃难，最后抵达美国，以缝纫为生。该片着重表现这种突兀的文化转换所带来的困惑恐惧为所有美国移民面临的共同考验。该片是关于家庭、文化差异，以及妇女的作用等主题的优秀参考资料。
(三)
华裔美国妇女不仅在美国大众文化中被描写为新奇性感的玩物，在学术著作中，她们也长时期被忽视遗忘。笔者认为，华裔美国妇女研究史学史主要经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此时期华裔妇女在美国的经历完全被忽视。第二时期是20世纪60至70年代，这一时期历史学家开始将华裔美国妇女的历史纳入华裔美国史。第三时期，本世纪80至90年代，历史学家开始以专著论述华裔美国妇女的历史。
在第一时期，由于当时美国公众的反华情绪以及美国政府自1870年以来的排华法令及其实施，多数史学家视中国人为“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并从解决这一“问题”着手，多方面考察这一时期的反华暴力运动与排华法的通过与实施的过程。玛丽·柯立芝在其《中国移民》一书中，着重讨论排华法。作为第一部讨论中国移民的重要学术著作，该书基于地方报纸与公共档案，论证加利福尼亚州的白人工会与白人种族主义者及其煽起的反华排外情绪是推动排华法令立案通过的所有因素中的第一要因。虽然该书在出版后遭到一些保守史学家的批评攻击，书中的广博史料与缜密论证大大加深了学术界对华裔美国历史的理解。斯图尔特·米勒(Stuart Creighton Miller)的《不受欢迎的移民：中国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1875－1882》，在半个多世纪后，与玛丽·柯立芝的《中国移民》遥相呼应。该书指出，中国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不良形象是美国排华法通过的主要原因。与此相反，冈瑟·巴斯(Gunther Barth)的《苦涩的力量：中国人在美国的历史，1850－1870》则从中国移民着手，寻求排华法令形成的原因，论证排华法通过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移民的“旅居性(Sojourning nature)”。冈瑟·巴斯在该书中创立了关于中国早期移民的“旅居性理论(Sojourner theory)”。他认为中国移民在移民动机与移民经历上都不同于由其他国家来的移民，他们从未打算在美国国土定居，成为长期居民；他们只是旅居异乡的游子，总希望不久将能返回他们的出生地。这种旅居性心理因而妨碍他们在美国定居，使他们无力同化于主流文化。自从该书的出版，冈瑟·巴斯的中国移民“旅居性理论”长期主导了亚裔美国史的学术研究。
在此时期，不同于上述非华裔学者，华裔美国学者S.W.孔(S.W. Kung)于1962年出版其《中国人在美国人生活中：他们的历史、地位、问题，以及贡献》，强调树立华裔的正面形象。他搜集了大量史料，论证早期中国移民不打算定居美国是因为他们发扬中国传统为其后代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幸福，宁愿含辛茹苦，独居异国，以积蓄血汗钱汇寄回家乡，供养家小。他进一步揭示，自本世纪50与60年代以来，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学者，为美国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他论证中国移民无论是作为工程师、教师、医生、护士，还是作为洗衣店主与餐馆业主，都为美国社会提供了无价的服务，他们个人也由此而受益。他指出美国人确实值得从各方面，特别是道德与精神方面，向中国人学习，从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
1943年排华法的废除与1965年美国移民法的改革开始大幅度地改变美国华人社会的结构。如前所述，二战期间与二战后排华法令的废除使许多中国妇女得以赴美与丈夫团聚。1965年的新《移民法》(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Act)取消了以往的配额规定(根据此规定，中国每年只有105名配额)，世界东半球的所有独立国家每年都可有2万名移民美国。这一改革允许更多的华人入美，美国华人社会中的女性比例逐渐升高。60年代以后，以单身汉为主的传统唐人街已被以家庭为主的新的华人社会所取代。此外，60与70年代，在民权运动的推动鼓舞下，美国妇女开始向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挑战。她们吸收民权运动中黑人的经验教训，游说地方与联邦政府，同时向白宫施加压力，争取妇女在教育、就业、居住、选举等各方面的平等权利。反映这一历史与社会变化，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也纷纷著书立说，阐述讨论妇女与家庭的重要性。第二代华裔妇女与社会学家罗斯·李首先在其博士论文《洛矶山地区华人社会的兴盛与衰落》中研究洛矶山地区华人社会中的家庭形态与社会结构。她的论文引用大量口述访谈资料，详细考察洛矶山山区州地区华人社会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以及当地华人经济。虽然她的论文在1947年便已完成，但直至民权运动与女权运动之后的1978年才得以出版。她的著作在华裔美国社会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罗斯·李之后，另一名社会学家斯坦福·莱曼(Stanford M. Lyman)在其著作《华裔美国人》与文章《中国移民中的婚姻与家庭，1850－1960》中重点讨论华裔美国人的社会组织结构。他考察了华人社会中的内部社会问题以及华人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方法。他着重分析华人如何将他们的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移植于美国社会，以及由这种迁移所引起的调整变化。在分析华人社会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女性稀少的原因之后，他指出，华人社会中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调是引起娼妓、赌博和吸毒等华人社会中主要社会问题的直接原因。
同样，劳伦·费斯勒尔(Loren W. Fesslered)的著作《华人在美国：一成不变的过去，变化的今天》也从不同于传统历史学的角度，考察美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条件及其对美国人对华人社会态度的影响。同时考察华人社会适应美国社会条件的对策。该书的一些章节并专门讨论家庭、婚姻、教育、生计、居住条件等与华裔妇女相关的论题。
华裔历史学家亨利·蔡(Shin-Shan Henry Tsai)的《华人美国经历》将中国人的美国经历分为三种：旅居者(Sojourner)、土生华裔(ABC, America-born-Chinese)与学生。旅居者多为以中国为生活中心、不会讲英语的老华侨。他们曾不断遭受从美国社会来的不平等对待、种族暴力冲突，以及孤立隔离，被迫屈居从属地位。他们在美国的经历因而是一出痛苦的悲剧；他们保持着“纯粹的中国人”的特性。土生华裔也不断地面临东西方价值观念的相互冲突，也不断地寻求解决文化同化中的问题的方法。他们因而有着双重性的生活，时常处于心理矛盾中。虽然他们大都全部被美国文化同化，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入美国社会。有着高等教育的学生移民是现代中国的精华。他们试图强调文化多元性，主张美国文化多样性。虽然他们肤色外表与白人不同，虽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仍然没有完成与美国文化的同化，他们属于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在职业上完全融入美国社会。他们在美国成功的经历使他们赢得了“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的称号。在考察这三类华裔美国人时，亨利·蔡也抽出部分章节讨论了城市华人社会中的华裔妇女经历。
讨论华裔美国妇女的独立专著最终在70年代末出现。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一些专家学者开始在杂志著作中发表文章研讨华裔美国妇女的经历。这些文章大多着眼于调查19世纪时在美国的中国娼妓或考察排华法案从1870年到1943年对华人妇女的社会影响。华裔女学者成露西的文章《自由人，契约奴，奴隶：19世纪美国的中国娼妓》解释产生19世纪美国的中国娼妓的原因。她认为，由于中国社会是家长制的、地域性的父系社会，妇女的唯一作用是传宗接代、伺候丈夫与公婆。既然贤惠孝顺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对妇女而言，留在家中伺候公婆就比陪伴丈夫出洋更为重要。因此，只有极度贫困家庭的女孩才离家外出，以卖淫或帮佣为主，并汇钱回乡，接济父老。乔治·佩佛尔(George Anthony Peffer)在其文章《被禁止的家庭：中国妇女在佩奇法之后的移民经历，1875－1882》中指出，1875年通过的《佩奇法》是第一个限制中国移民妇女入美的法案。在1882年《排华法》通过以前，《佩奇法》就已有效地限制了中国妇女移民美国。另一名华裔女学者素成·陈(译音，Sucheng Chan)的文章《对中国妇女的排斥，1870－1943》赞同乔治·佩佛尔的结论，并进一步指出，自1870年以来的各项排华法令的通过与实施是二战前美国华人社会妇女稀缺的主要原因。
无庸赘言，上述文章使我们对早期中国移民妇女的认识大大加深，但这些文章在其主题(主要为中国娼妓)与范围(对中国移民的限制期，1870－1943)等方面的局限性妨碍它们提供关于华裔美国妇女的完整画面。
80年代，反映中国妇女在美国的经历的其他侧面的著述相继问世。华裔女社会学家斯达西·叶(Stacey Guar-Hong Yap)的著作《汇集我们的力量，姐妹们：华裔妇女社区工作者的不断增加的作用》，考察了华裔妇女在华人社区中的社会作用。该书以波士顿的唐人街为案例，提供了大量证据揭示华裔妇女自二战以来便积极投身于社区活动，为华人社区的稳定繁荣做出了贡献。另外包小兰(Xiaolan Bao)的博士论文《撑起大半边天：纽约唐人街车衣女工的历史，1948－1991》再现二战后作为中国移民妇女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车衣女工的历史。该论文主要考察纽约车衣女工生活的五个方面：车衣女工在车衣厂的生活，她们与美国其他劳工工会的关系，她们在各自家庭中的作用，她们的自罢工而始的政治觉醒，和对中国车衣女工与其他族裔车衣女工经历的比较。
虽然上述论著填补了美国华裔妇女历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全面反映华裔妇女在美经历的著作仍然不存在。杨碧芳(Judy Yang)的《美国华裔妇女图片史》以多幅历史照片与简短的文字，提供了美国华裔妇女150年来经历的一个轮廓概要。但该书以图片为主，说明叙述为辅，无法全面再现美国华裔妇女一个世纪半的痛苦与成功的历史。由此可见，一部全面深入论述美国华裔妇女历史的著述是极为需要的。
笔者的《金山谣：美国华裔妇女历史》寻求全面再现华裔妇女在美国一世纪半以来的历史，以补充美国史研究与妇女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全书共40余万字。包括珍贵历史照片23帧，图表11张，以及有关美国华裔妇女的主要中英文文献参考目录。该书主要原始资料来自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圣·布鲁诺分馆、堪萨斯分馆的移民档案史料、旧金山地区法院档案史料、美国人口普查资料、美国近代与当代华文报纸，以及数百篇口述访谈资料和抽样调查资料。该书综述中国妇女移民模式(Immigration patterns)，分析与阐述中国移民妇女适应环境、采纳当地习俗、生存奋斗的策略。它对比都市华裔妇女与偏僻乡村华裔妇女适应环境策略之异同，同时从家庭、生活、就业等方面比较研究华裔妇女与19世纪、20世纪其他少数族裔妇女。该书对美国华裔史及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有着下列贡献：第一，基于大量从未使用的史料，它发掘了美国华裔史研究中未知的一页——中国移民妇女作为商人妻、妓女、农夫与劳工之妻，以及学生与职业妇女的生活。第二，它质疑美国华裔史的传统分期法，提出全新的分期法。多数美国华裔史学者历来把华裔史分为三个时期：无限制的移民期(Period of unrestricted immigration)，从1848－1882年；移民限制期(Period of exclusion)，从1882年至1943年；和战后期(Postwar period)，从1943年至今。该书认为，即使在无限制的移民期，1875年的《佩奇法》和其他排华法令以及这些法令的实施就已限制了中国妇女移民入美，所以该分期法无法确切诠释中国妇女移民史。同样，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华裔妇女统归至战后期也不能全面阐述自60年代以来发生于华裔妇女中的深刻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及心理变化。因而，该书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和1965年的美国新《移民法》为两个分水岭，划分美国华裔妇女史为如下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世纪中期至1943年所有排华法令的撤销，研究早期中国移民妇女；第二时期，从1943年至1965年，考察战后华裔妇女；第三时期，从1965年至今，讨论当代华裔妇女。
综上所述，华裔妇女在美国近一个半世纪的经历是一部痛苦的历史，更是一部成功的历史。对美国华裔妇女历史的研究，将再次证明中国人的勤奋不屈、坚强伟大，也将不断加深我们对美国的多元文化与多种族社会的了解与认识。(文/令湖萍，美国杜鲁门州立大学(Truman State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转自网络)
注释：
〔1〕William L. Tu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1820-1973 (Dobbs Ferry, New York: Oceana Publications Inc., 1974), p.7.其他学者如罗杰·丹尼斯以为早在1785年已有个别华人定居于宾夕法尼亚州。参阅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nites State since 185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 p.9.
〔2〕Ibid., p.7.
〔3〕U.S. Census.
〔4〕Curt Gentry, The Madams of San Francisco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 1964), pp.16-23.
〔5〕早期美国西部的中国妓女多为广东省贫困破产的农民之女，被雇主谎称招募女工，或招聘新娘骗往国娼馆妓院，沦为“妓奴”(slave girl)。她们没有人生自由，每日被迫接待嫖客，直至付清船费及高利债务。许多妓奴不堪凌辱，自杀、逃亡，或由嫖客赎身，获取自由。
〔6〕Lucie Cheng Hirata,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California,” in NobuyaTsuchida ed., Asian and Pacific Experiences: Women’s Perspectives (Asian/Pacific American LearningResourceCenter and General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2, p.40.)其他学者如玛丽·柯立芝和乔治·佩佛尔有不同见解。他们认为美国人口统计资料并不确切，中国娼妓的数目有可能被扩大，同时其他中国妇女的数目则有可能缩小，因为从事人口统计的官员有可能出于偏见将许多非娼妓中国妇女统计为娼妓。乔治·佩佛尔进而结论：在1870年近半的居于旧金山的中国成年妇女属于良家妇女。见Mary Coolidge, Chinese Immigra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1909); George AnthoryPeffer, “Wife? Prostitut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1870 and 1880 Census Enumeration of San Francisco’s Chinese Community,” Paper presented at Association for Asian American Studies 1996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D.C., May 29-June 2, 1996.
〔7〕William L. Tu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p.70.回返证明书是美国移民局签发给回中国探亲的中国劳工的证书，证明该探亲者为美国居民可以再次入境。
〔8〕Ibid., p.18.
〔9〕1882年的排华法规定禁止中国劳工入美10年，但商人、学生、教师、外交官及其他政府官员仍可不受限制来美。
〔10〕U.S. Census.
〔11〕U.S. Census.
〔12〕Loren W. Fessler ed., Chinese in America, Stereotyped Past, Changing Present (New York: Vantage Press, 1983), p.6.
〔13〕New York Express, 22 April 1850.
〔14〕Harper’s Weekly, Jan.30, 1858.
〔15〕Ms. Magazine.
〔16〕该剧中对唐人街犯罪团伙的夸张渲染，曾引起华裔各界人士的抗议，认为该剧刻意污蔑诋毁华人，歪曲华裔形象。影界评论家也纷纷指责该剧夸大不实，并以暴力为噱头招揽观众。
〔17〕雌老虎是好莱坞1927年出产的影片《巴格达窃贼》中的东方女子形象。苏西·王是1960年好莱坞的影片《苏西·王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 Wong)中的女主角。日本艺妓的形象出自1957年的好莱坞电影《再见》(Sayuunara)中的女主角。
〔18〕Mary Coolidge, Chinese Immigration.
〔19〕Stuart Creighton Miller, The Unwelcome Immigrant: the American Image of the Chinese: 1875-188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由于当时中国劳工的贫困、中国的传统礼教的束缚，以及美国的排华暴力事件与反华情绪，中国早期移民多为单身男子。没有家庭、没有天伦之乐，一些劳工在业余时间出没沉溺于鸦片烟馆与娼寮妓院中。许多美国报章杂志因而对此现象恶意夸大渲染，使多数美国公众将所有中国移民误解为鸦片烟鬼与娼妓。
〔20〕GuntherBarth, Bitter Strengh: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87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21〕S.W. Kung, Chinese in American Lite: Some Aspects of Their Wistony, Status, Problems, and Contribution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2).
〔22〕Rose Hum Lee,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Rocky Mountain Region (New York: Arno Press 1978).
〔23〕Stanford M. Lyman,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to America, 1850-1960,”Phylon No.24, 1968, pp.321-30, and Chinese Americ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24〕Loren W. Fesslered, Chinese in America.
〔25〕Shin-shan Henry Tsai,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26〕Lucie Cheng Hirata, “Free, Indentured, Enslaved: 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Sings No.5, 1979, pp.3-29. See also Hirata, “Chinese Immigrarant Women in Nineteenth-Centry California”.
〔27〕George Anthony Peffer, “Forbidden Families: Emigration Experiences of Chinese Women under the Page Law, 1875-1882,”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No.6, 1986, pp.28-64.
〔28〕Sucheng Chan, “The Exclusion of Chinese Women, 1870-1943,” in Sucheng Chan ed., Entry Denied (Philadelphia: TempleUniversity Press, 1991).
〔29〕Stacey Guat-Hong Yap, Gather Your Strength, Sisters: The Emerging Role of Chinese Women Community Workers (New York: AMS Press, 1989).
〔30〕XiaolanBao,“‘Holding Up More Than Half the Sky’: A History of Women Garment Workers in New York’s Chinatown, 1948-1991,” Ph.D. diss., New YorkUniversity, 1991.
〔31〕Judy Yung, Chinese Women of America, A Pictorial Histo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6).
〔32〕Huping Ling, Surviving on the GoldMountain: Chinese American Women and Their Lives Albany, N.Y.: State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