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隊在盧溝橋(Marco Polo Bridge)附近製造一些煽動性的事件。當天史迪威和朋友結伴在北平紫禁城外泛舟河上。塔奇曼筆下形容那天是月圓之夜，明月高照。其實1937年七月七日那天正巧是新月之夜，一片漆黑。她筆下的盧溝橋已有八百多年歷史，由三十座優美的拱門組成。史迪威划船穿過的那座橋原來是清朝康熙皇帝 (Kangxi)在1698年曾經修建過，距今只有239年，橋身也只有十一個拱門。中國人一向稱盧溝橋為盧溝橋，只有西方人才改稱它為馬可波羅橋 (Marco Polo Bridge) ，紀念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元朝 (Yuan Dynasty) 走訪中國之旅。很明顯馬可波羅目睹之橋並非盧溝橋。塔奇曼怎能對這些細節也會弄不清，不怕被取笑嗎？
在1937年七月七日那天，日軍在接近午夜時分在盧溝橋附近作前哨戰演習，其後宣佈一名士兵失蹤。他們向中國駐軍指揮秦德純(Qin Dechun) 發出指令，容許日軍進城搜索失蹤者，但遭受反對。日軍開炮襲擊盧溝橋，受到守軍抵抗，不得寸進。雙方口頭同意停火，日方向中方道歉和撤軍。殊不知日軍是利用緩兵之計，並在七月二十日之前已集結陸軍及空軍力量達到一百八十萬人，戰事一觸即發。日本開火之前，如果中國軍隊願意放下武器的話，會容許他們安全離境。停火協議破裂，雙方苦戰了二十四天。中國第二十九軍團被迫撤離，日軍在七月三十日佔領北平及天津。蔣介石在廬山 (Lushan)宣佈與日本和談完全失去希望，只有奮力抗戰，直到取得最後勝利。
史迪威對國民黨棄守北平和天津感到氣餒，同時初次目擊日軍的暴行，濫殺已放下武器的軍人。國難當前，很多軍閥組織及共產黨人都宣佈向國民黨效忠，聯合抗日。日軍佔領保定(Paoting)，除加強暴力行為之外，放火焚毀書籍，破壞實驗室的設備，消滅農產數據，徹底摧毀改良種植方法的紀錄，(塔奇曼不是曾經批評過中國人墨守成規，不思進取嗎？)
塔奇曼受到外圍言之鑿鑿的陰謀論及眾多猜測所影響，指責蔣介石故意在上海另闢戰場，引誘日軍進入中國核心地帶，藉此強化軍民抗日的決心。其實他一直堅持外圍勢力必須參與中日戰爭，並以此作為抗日戰略。蔣介石由始至終只有一個目標：首先摧毀共產黨，然後借助外力將日本打敗。他相信在上海發生戰爭會損害國際在那裡的投資，會引發英國，美國及其他西方列強的干預。對這個論說塔奇曼既沒法証實，也提不出任何紀錄來支持。她只憑據一些未經求証的資料來推斷蔣介石的謀略，反映她的調查工作做得非常草率，這使人想起那些怪論：羅斯福炮製日本突襲珍珠港事件的目標是為了出師有名，能夠協助英國人打敗希特勒！兩者謊繆之處可說相去不遠。這些毫無根據的指控實在不應出現於真實的歷史記錄中。
由1931年九月十八日起直至今天，史迪威，塔奇曼及眾多西方記者不斷責難蔣介石沒有為挽救中國做過任何事。其實他曾努力尋求西方國家及美國向中國伸出正義援手，可惜各方都充耳不聞。通過這些經驗教訓，蔣介石再不妄想英美兩國會調整對中國的政策，幫助他出頭抗敵。事實証明上海戰事發生後，美國仍按兵不動，國際聯盟也坐視不理，九國簽署的條約形同廢紙，英國更是置身事外。史迪威任務在身，臨近戰場，又曾做了什麼事呢？當然沒有，他只繼續指責官員貪污，士官缺乏訓練，將領無能。試問：這些廢話對中國有所幫助嗎？
關於上海戰役公報的資料愈來愈多，我們可作出較深入的分析。戰爭的導火線是由日本大山上校(Lt. Oyama) 在上海虹橋機場 (Hongqiao Airport) 被中國保安隊射殺而起。日方要求中方撤軍並必須移走市內之防禦工事。雙方對此項要求爭持不下。在八月十三日，日軍和國軍之間曾經互相交火。在同一天的下午，日軍穿過八字橋 (Bazi Bridge) 並向上海市中心開火，蔣介石下令張治中 (Zhang Zhizhong) 還火，並宣佈為自衛及保護國家安全而戰。蔣介石接受訪問時，要求曾簽署九國條約的國家介入中日爭端，履行條約賦予的權利與責任。史迪威對此有他另一套說法：”蔣介石向九國大聲疾呼，這是一場世界大戰。你們必須參與，展示基督之精神。”任何讀過蔣介石日記的人知道過程並非如此。蔣介石期待世界只會冷眼旁觀中國軍隊如何作戰，但他們不會施以援手，中國或許會賺取到一些同情，或者一些物質援助，但不可妄想他們捲入戰爭。假如史迪威對這些實情仍掌握不到，他的觀點肯定是離題萬丈了。
史迪威和塔奇曼持有相同的觀點：蔣介石動用他最精良的軍隊在上海對抗日軍，希望誘使西方陣營的干預，若非如此，必定保留最強實力去對付共產黨，因為他仍不打算向日本人宣戰。無論蔣介石怎樣部署他的作戰計劃都受到批評。這種分析能算公允嗎？換句話說：他動手嗎？不對！他不動手嗎？也不對！
上海戰役由1937年八月十三日開始，一直打到1937年十一月二十六目，延續了三個月零六天。中國第九陸軍團由張治中將軍(General Zhang Zhizhong) 率領，首先發難，襲擊日本最堅強的陣地，迫使他們退回河區。中國部隊取得初步成功，但後來被日本的坦克車部隊擊退。日本原本的作戰計劃是遣派六萬部隊在三個星期內攻佔上海，但這一計劃最後被粉碎。
東京指揮部趕緊增強兵力，計劃從上海的南北兩面登陸。為此日本陸軍增加到了三十萬人，他們還派遣五百架戰機，三百輛坦克車及一百三十艘戰艦投入戰場。中國只派出七十萬陸軍，一百八十架戰機及十七輛坦克車迎戰。中國海軍沒有參戰。中國空軍的飛機雖然殘舊，但仍能準確擊落八十五架裝備先進的日本戰機及擊中五十一艘日本軍艦。中國只犧牲了九十一架飛機，取得漂亮的戰果。
在八月十四日，中國空軍(ROCAF, Republic of China Air Force)出動飛機，準備炸沉出現在黃浦江的日本旗艦出雲號(Izumo)，不幸炸彈誤落上海租界的民居，炸死了二千平民。歷史稱事發那天為”黑色的週末”(Black Saturday) 。塔奇曼嚴責中國軍隊犯下”彌天大罪”，把”誤炸”說成”空軍可恥的陰謀”，要求中國軍隊撤離上海。其實誤炸之事避無可避，縱使在科技先進的今天，美國在2016年在反恐戰爭中便誤殺數以千計甚至更多伊斯蘭國家的平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登陸諾曼地(Normandy)時，美國三星上將麥拿爾 (Gen. Lesley J. McNair) 便被美國轟炸機所誤殺。麥拿爾死後被追封為四星上將。此次意外使艾森豪威爾 (Eisenhower)感到異常憤怒，他下令禁止一切接近美國陣地的轟炸。如果說上海租界誤炸罪不可恕，我們對德國、英國、美國及日本”蓄意”誤炸平民又怎樣看待呢？試問誰又可饒恕倫敦 (London)遭受的閃電襲擊，德累斯頓 (Dresden)遭受的火海進攻，重慶 (Chunking)每天遭受的瘋狂轟炸，及後期之東京 (Tokyo)及柏林 (Berlin)受到盟軍之地壇式轟炸呢？
上海租界被誤炸的同一天，日本空軍出動飛機轟炸河南(Henan)的空軍基地。高志航隊長(Captain Gao Zhihang) 率領中國空軍迎戰，擊落六架敵機，中方無一損傷。從此以後，八月十四這一天便成為中國空軍節。奇怪，塔奇曼對此卻隻字不提。
塔奇曼對蔣介石處理上海的決定作出這樣的評述：”他除了死守上海之外便沒有其他對策，並以此引起世界的關注。將戰事延長只會遭受人民的痛責及對他不諒解。”不錯，當時確曾出現各種反對的聲音：有著名學者主張與日本和解，有軍隊將領主張撤軍保留實力。他們都異口同聲譴責蔣介石把英勇善戰的士兵及將領犧牲了。問題是：軍中到底有多少這類的反對派呢？從記錄中得知：一組及一組，一團及一團的士兵及他們的將領都自告奮勇要走上前線參加戰鬥，沒有一個甘願撤退。這是中國軍人的英勇表現，卻曾被史迪威譏諷為缺乏訓練及不守紀律的一群。
蔣介石死守上海，除了爭取國際的同情，也履行他對九國條約作出保衛中國領土完整的諾言。反觀九國在條約上寫下的豪言壯語，在中國面臨危難時刻卻沒有發揮任何作用。正義凜然的美國、英國、法國……不知躲避到哪裡去了？塔奇曼將上海戰役的傷亡和凡爾登(Verdun)及索姆 (Somme)戰役比較，慘烈之情或許相同，但絕對不會死去了數百萬人那麼多。按照統計，中國為保衛上海犧牲了二十五萬人，日本犧牲了四萬五千人。在索姆戰場上半天便已死去這麼多，而上海之戰卻延續了三個多月。
中國軍隊苦戰了三個多月之後，彈盡援絕，上海終於被日本人拿下。雖然如此，日本征服中國的時間表卻被完全粉碎；他們對國軍之戰鬥力必須重新估計；西方國家也對國軍之頑強抵抗及堅強的意志另眼相看。日本人和西方人卻忽略了上海戰役對局勢影響最重要的一環：蔣介石利用三個多月時間將數以百計之重工業由上海遷移到中國西部去。這個行動雖然勞民傷財，但能將通往西部的道路打開，讓政府及人民在重慶另立基地。從此大量人口、學校、工廠及重要設施都跟隨著政府西移。留守在南京(Nanking)及漢口 (Hankow)的部隊，以有限之資源，一面抗敵一面撤退，對日軍只能作出短暫的對抗。
如果對上海戰役要作出更深入之評估，我們必須把它和往後在世界各地發生的重要戰役作出比較才能做到。日本在1937年八月侵犯上海，中國起來反抗，延續三個多月才失守。德國在1939年九月入侵波蘭。十四天後波蘭便宣佈投降。中國始終沒有向日本投降。
德國在1940年五月進攻法國，觸發一場膠著的戰鬥，不過很快便決定勝負。初期，德法雙方勢均力敵：陸軍人數各有三百三十萬；德國擁有2,450輛坦克車，法國擁有3,380輛；德國擁有5,630架戰機，法國擁有2,930架；德國炮兵部隊有7,370台大炮，法軍擁有13,900台。其實法軍比起德軍更為機動化，後者仍依賴馬匹運載重型武器；法國也獲得三十萬配備完整的英國遠征軍作後援。英國空軍也可隨時從英國本土出動投入戰場。雖然英法聯軍略佔優勢，但德軍卻能在六個星期內將他們牢牢包抄，昂首闊步進入巴黎，法國終於在1940年六月二十二日向德國宣佈投降。
日本在1941年十二月八日派遣七萬軍隊攻打馬來半島，在兩個月內將十三萬英聯邦軍隊打敗及俘虜，迫使英國帕西瓦爾將軍(General Percival)把馬來亞及新加坡一起交出及宣佈投降。
在1941年的同一天日本派遣十三萬兵攻打菲律賓，將十五萬一千美菲聯軍打敗。若以實力比較, 美菲聯盟擁有108輛坦克車，日軍只有九十輛；日本空軍略佔優勢，擁有540架戰機，聯盟只有277架 。交戰不到一個月, 美軍被迫撤退到班丹島 (Bataan)繼續和日軍糾纏了四個多月，終於不敵，在1942年五月八日向日本投降。
馬來半島及菲律賓的戰役是英國及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最嚴重打擊的一次。英國將戰敗責任推向澳洲，而澳洲則指責後果乃由印度人造成。美國人將戰敗原因歸咎於菲律賓正規軍缺乏作戰經驗及菲律賓民兵缺乏培訓。當此重要關頭，為什麼史迪威沒有運用他的軍事才能及作戰謀略為國家出謀獻策？他曾經透過近距離獲悉敵方的戰術，並花了三年時間為應付戰爭而作出準備，但為什麼沒有利用這些條件為祖國效力？這些都是戰爭的史實，不容史迪威、塔奇曼及西方國家隨便抹殺，或由他們刻意醜化蔣介石及中國軍隊完全不濟事而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中國軍隊比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及擁有坦克車及飛機的聯軍，更英勇地抵抗日軍，並將他們迎頭痛擊。
上海失守後，南京立即告急。塔奇曼猶如政治及軍事家，再次猛烈批評蔣介石：”他頑固決定堅守南京，是罔顧南京守不住的軍事現實；其實棄守南京可換取暫時喘息的機會，減少重大傷亡，也可加強南京以外的防線。不過，他利用固守南京來引起國際的關注，因為西方的大使館都設在那裡，必須受到保護。”塔奇曼當然沒有機會閱讀在2004年公開的蔣介石日記，沒法了解他對保衛南京的決定曾與軍事將領及顧問商討，並為此感到異常苦惱。對於這個生死決定，意見分歧，蔣介石要求志願者組成防線，容許他們自行決定繼續抵抗或準備撤退。蔣介石和希特勒不同，能接受下屬的建議，當機立斷及更換戰略，後者則堅持軍令如山，違者必究。
塔奇曼認為棄守南京可避免”重大的傷亡”，其實她所指的便是”南京大屠殺”。日軍在進攻南京長達三個月的時間內曾向老百姓進行屠殺。她對這件歷史大事只輕描淡寫：”五萬士兵被砍首、火燒、刺殺……四萬二千平民受害”。她沒控訴眾多婦女被強奸。塔奇曼列出的死亡數字遠低於三十萬人，有異於其他書籍及文件所作出的統計。強奸和濫殺的數字或許會引起爭議，但這些慘絕人寰的暴行是難以否認的，而且是在日本將領監督之下進行並受到日本王子朝香宫鳩王(Yasuhito Asaka)默許的.日本最高統帥松井將軍(General Matsui) 雖然曾為日本士兵的暴行道歉, 但最終逃不出死刑的審判, 但犯了同樣戰爭罪行的日本王子 (Asaka), 他在戰後卻得到美國人的赦免，沒有接受審訊。在2000年的時候仍有兩個日本大學教授，竹本忠雄 (Takemoto Tadao) 和大原康夫 (Ohara Yasuo) 為掩飾日本人的罪行而寫下了這樣的一本書《反駁南京大屠殺的指控》 (The Alleged Nanking Massacre, Japan’s Rebuttal to China’s Forged Claims) 。他們利用構思精巧的統計否定原本的數據，否認日軍的暴行，其實罔顧日本報章的報導及日本士兵在戰後的自白。在公義之前，專家的數字遊戲是毫無意義的。難道日本在戰爭時期犯下罄竹難書的罪行仍不足為鑑嗎？
在日本勢力佔據中國北方以後，史迪威殷切地找尋一個能操日語的助手，使他能與這些「新貴」交往。美國避免捲入中日爭端的政策使史迪威感到氣餒。重重障礙使他無法走到戰爭的前方視察。他也抱怨：”中國將領的戰略使他感到非常憤怒”，但可了解”他們打仗的目標與我們的目標完全不同……我們會為保護國土而戰到一兵一卒也不投降，但他們只關心民族的延續，保命第一”這些豪言壯語不攻自破，是經不起考驗的。首先是美軍在菲律賓戰場上遭遇的挫敗，繼有英美聯軍在緬甸戰場上的失利，除此之外，美軍在1812年的戰爭也是潰不成軍，棄甲而逃。如果史迪威熟悉歷史的話，必定知道首都華盛頓在1812年曾被加拿大的英國殖民軍放火焚燒，而他們的總統只有眼巴巴從逃亡的戰車內看著這齣悲劇的上演。美軍一面撤退，一面放火焚燒加拿大的城鎮，但遭受英國人及印第安人的聯軍還擊。
日本對華盛頓會議條約不滿，要求重訂戰艦的比率，使日本海軍享受同等待遇，但遭受反對。日本退出會議，自行其是，使原本的協議從此失效。羅斯福總統避免與日本衝突的政策仍舊保持不變。一個來訪美國的日本學生曾對羅斯福說，他的國家也有一套向世界擴張的理論，稱為”詔詔天命”(Manifest Destiny)，猶如上天賦予日本的使命。羅斯福也從一個美海軍陸戰隊上尉卡爾森(US Marine Captain Evan F. Carlson) 那裡獲得中國局勢的報告。這個美國人曾於1927-29年被遣送到上海工作，又於1933-35年及1937年被調派到北平搜集情報。卡爾森在報告中指出：”中國掌握權力的人從來都缺乏一個能凝聚他們的共同理念，使他們團結，聯合抗敵。他走訪山西 (Shansi), 得到的印象是：”共產黨人對自由和平等也有著強烈的索求”，但發給總統95%的報告中仍堅持美國保持中立。九國會議在布魯塞爾（Brussels) 重開，但沒有達到任何決議便終止。
國民黨政府從南京遷往四百英里以外位於長江的漢口(Hankow)。史迪威不取水路而搭乘火車，轉了個大彎終於在1937年十二月才抵達。他首先發覺漢口非常混亂，缺乏救護傷兵的設備，連簡陋的擔架服務也沒法提供。這些現象使他忽略了南京人民正在遭受日軍屠殺的慘況。他把焦點放在美國軍艦帕奈號(USS Panay)被日軍炸沉及同僚受傷事件之上，並感到憤怒。美國對日本”誤炸”沒有及時作出反擊，只接受一聲道歉便了事。塔奇曼為什麼對中國空軍誤炸上海租界一事卻大聲譴責，豈非厚此薄彼？為了減少與日軍發生衝突的機會，美國將第十五軍團由天津撤出。
蔣介石重申宣佈繼續抗戰，堅信運用中國的戰術可將日本徹底打敗，直到最後取得勝利為止。日本透過德國駐華大使及美國大使司徒雷登(Dr. John Leighton Stuart)傳遞和平的訊息。德國大使得到的反應是：中國政府無意談和但也不堅持戰爭。史迪威當時在漢口活動，百務纏身，他的助手多恩(Frank Dorn)卻能伺機獨自溜到中日雙方的前線觀察。除此之外，史迪威的上司麥加保上校(Col. McCabe)不停向他索取情報，使他感到那小撮”華盛頓混蛋”故意難為他，使他喘不過氣來。他為了套取情報，經常和英國及外派記者往來，其中包括卡爾森(Carlson)，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及貝爾登(Jack Belden)。在苦候一年半之後，史迪威終於如願以償溜到分佈在中國各地的前線，了解戰情。他說中國人喜歡使用游擊戰略，拒用人海戰術。他得到中國第二十軍團將領商震(General Shang Chen)的協助，前往開封(Kaifeng),徐州(Hsuchow)及距離開封六百英里的蘭州(Lanchow)視察戰事實況。他由商震陪同到達徐州，對中國軍隊流露出莫名的悲觀：”如果他們能夠善用夜色的掩蓋作戰，必能與裝備佔優勢的日軍打成平手……但他們沒有這樣做……蔣介石乃庸才不如！商震，良將也！還有白崇禧將軍(Bai Chongxi)，也屬良將！可惜僅此兩人而已！中國軍隊由四百個上尉及將軍率領，史迪威都曽與他們交過手嗎？
一個身分不明的劉(Lui)將軍曾對史迪威透露：中國士兵的性命猶如土匪一樣，可以隨便犧牲，士氣低落，待遇可恥，無心為國捐驅。日本可效法蒙古人及滿族人把中國佔領，但最終仍逃不出被漢化的命運。史迪威通過史沬特萊的介紹，與周恩來及葉劍英接觸，發覺他們兩人同樣地坦誠，禮貌待客，和善及直率。和衣冠楚楚，傲慢自負，猶如拿破崙不可一世般的蔣介石作個比較，分別之大，令人難以置信。南京失守後，史迪威毫不保留地批評：”一個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權是促成今天山崩地裂局面的原因”。
史迪威至此仍懵然不知中國正在進行空前的大撤退。成千上萬的中國群眾響應國家的號召，將工廠、學校、富有歷史價值的寶物，源源不絕由中國東部及中部搬運到重慶及西部去。塔奇曼對此行動雖然後來作了補充。中國人利用長江作水路運輸，也利用鐵路、陸路、騾馬，不怕赤膊上陣，使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完成這個任務。這次大撤退所動用的人力物力及面對之困難比起共產黨之”長征”的規模巨大多了，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壯舉。
大撤退是一項長期的抗戰計劃，由1937年北平失守開始，延續數年。中國人將學校、兵工廠、印刷機及其他生產設施遷移到重慶、四川及雲南山區的洞穴裡去。一座重型工業用途的鍋爐，必須分拆成零件及用木箱包裝，再由船隻從長江運走。所有過程都經過人手處理，確保萬無一失。史迪威及西方記者繼續一面聲討蔣介石及他領導的國民黨政府，一面為共產黨宣揚，從不懷疑他們背後的動機。共產黨替代國民黨執政是公理所容，反之則不能接受。國民黨被視為”非愛國分子”，由於他們沒有起來抵抗日本侵略者。
史迪威奉命到蘭州(Lanchow)搜集蘇聯運送物資支援中國的實況。他當時已經五十五歲了，在陸軍部服務多年仍沒有機會到達前線視察，認為軍部違背了羅斯福對他立下的指令。史迪威確定蘇聯遣送三百架飛機，武器和燃料到了蘭州。他發覺蘇聯人鬱鬱寡歡，面目可憎……
眾所周知，美國的飛虎隊(Flying Tigers)，原屬美國空軍的志願團(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曾協助中國空軍對抗日本並創下輝煌戰績。但少為世人所聞的是：早在飛虎隊之前蘇聯空軍的志願團(Soviet Volunteer Group, SVG)已在1937-1941年連續四年派出了四百架飛機及超過一千名飛行員及機械員到蘭州及其他基地，協助中國對日抗戰。他們與日本空軍在中國東部及北部交鋒，並為此犧牲了二百多個飛行員。中國人以農產品向蘇聯人作出補償，並建立紀念碑以表達對他們的敬意.。斯大林在1941年的夏天下令把這批空軍調回老家，抵抗希特勒向歐洲東部進軍，制止他們侵犯巴巴羅薩的行動(Operation Barbarossa)。飛虎隊其實並非如我們想像的志願團體，飛行員待遇優厚，擊落每架敵機還可拿到五百美元獎金，和僱傭兵沒有什麼分別。
中國向美國以貸款方式購買了一百架P-40型戰鷹式(Warhawk)飛機，很多人卻誤認這批飛機是美援物資。戰機在1941年十二月付運，等到1941年十二月二十日才投入戰線，但已在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後。這批戰機一直部署在印度及緬甸境內，遠離中國。在1942年七月，這個空軍團隊終於被解散，編入美國空軍第十四大隊(US 14th AF)，以昆明(Kunming)為基地，成為第二十三戰鬥機群的成員，那時仍願意留下服務的志願者只寥寥無幾。
新編的第十四組空軍大隊並非原創的飛虎隊，但他們保留了飛機頭部的”鯊魚嘴”標誌及沿用飛虎隊的稱號。假如說飛虎隊從未為保衛中國而投入戰場，會使人難以置信，甚至驚駭不已。但真相確是這樣的：他們雖然在緬甸和日本人打過仗，但目標是保護英軍不受到襲擊及防止日軍入侵印度，打亂日本入侵印度的計劃。回看歷史,可發現混淆不清的地方是起源於新編的第十四空軍大隊，曾與中國空軍聯手轟炸日本在海沿海地區、海防(Haiphong)、香港、台灣、廣州及福建設立的基地。人們誤認此乃飛虎隊參與打擊日軍的行動。
史迪威在1938年四月十五日返回漢口，發現中國人氣宇軒昂，因為他們在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七日間在台兒莊(Taierzhuang)打了一場勝仗。塔奇曼記述此次勝利是歸功於德國顧問法肯豪森將軍(General Falkenhausen)的協助。李宗仁將軍(General Li Zongren)指揮中國軍隊將日軍背後的補給線切斷，向敵人正面進攻。日本首次遭遇重大損失：一萬六千將士陣亡，四十輛坦克車，七十輛裝甲車及一百輛運輸車被毀。
蔣介石被指責沒有乘勝追擊日軍。史迪威批評中國人”缺乏掌握主動出擊的戰術”。中國獲得勝利的真正原因並非如塔奇曼憑空的想像：中國出動了十個師的軍力，其中只有四個師得到德國顧問的參與，法肯豪森將軍當日並不在場，他剛好接到希特勒發出折返德國的命令。此人於大戰結束後遭受戰爭罪犯的審判。
中國軍隊完全按照自己而非由法肯豪森擬定的戰略出擊。中國敢死隊(Volunteer Death Teams)的隊員將手榴彈及炸藥繫在身上，奮不顧身衝向坦克車，將它們炸毀。中國軍隊沒有坦克車。他們報稱只損毀了敵方三十輛坦克車及十九輛裝甲車。日軍撤退，中國軍缺乏機動部隊去追擊敵人。由此見得塔奇曼對蔣介石及中國軍隊的詆譭都是憑空想像的廢話。史迪威雖然可憑他的觀察經驗與技能主觀判定，但從未提到中國軍隊使用的武器主要是手榴彈。塔奇曼對中國軍隊的劣勢也沒有作出任何公平的報導。除了手榴彈，中國士兵只配給劣質的步槍，子彈的供應也成疑問。製造手榴彈不需精密機械，是中國軍隊首選的武器，在朝鮮戰爭時仍舊使用。
李宗仁催促史迪威向美國政府提出要求，增加對中國物資供應，視此為美國自身安全最佳保險。史迪威對此沒有作出任何反應。塔奇曼說台兒莊戰役反映出蔣介石的防衛計劃，以此對付日軍重整後將會向中國南方發動攻勢。蔣介石下令商震(Sheng Chan) 炸毀黃河北部地區的堤壩，淹沒大片土地，這樣可阻延日軍南侵最少三個月。數百萬人因此流離失所，成千上萬人葬身大水中。中國災情的影像被傳到美國去，但負面的描述卻沒有被傳媒廣泛運用。美國時代雜誌 (Time Magazine) 還推選蔣介石及蔣夫人為1937年的風雲人物，圖文並茂在雜誌的封面上刊登：”當年最傑出的夫婦”。美國時代雜誌編輯盧斯 (Claire Boothe Luce) ，在中國出生，父母為傳教士，對中國人所作所為表示理解及同情，其他美國媒體亦支持中國的立場。
卡爾森上尉(Captain Carlson)為避免受到審查，退出海軍返回美國，向同胞遊說：假若美國停止向日本售賣戰爭物資，中國可打敗日本。他強調：”中日戰爭的結果將會決定東亞大片地區是由軍事專制集團全面控制，或由正在萌芽的民主制度接管”。塔奇曼對此反駁：”意識形態泛濫，不切實際；民主思想並沒有在實行一黨獨大，嚴密審查，警權至上及佈滿秘密警察的國民黨管轄下的中國萌芽，也不可能在奉行教條主義及追隨社會主義革命理想的延安(Yen’an)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政府曾圍捕德裔及日裔的美國公民，將他們送去警衛深嚴的集中營。這是美國實施”審查，利用警察及秘密警察監視”的行動，和中國在戰爭時期推行的禁令相比，其嚴重性會有過之無不及。塔奇曼最終才認識到共產黨”推動社會主義革命理想”的威脅。如果羅斯福面對共產黨的威脅，他又會如何解決呢？他肯定會將他們圍捕及關押起來。
這些爭議一直延續了十年，仍沒有定論。史迪威雖然曾為中國爭取援助，但遭受公眾的反對，他們支持美國對中日保持中立。摩根索(Morgenthau)在1938年十二月，通過出入口銀行 (Export-Import Bank) 也為中國安排二千五百萬美元貸款。史迪威在八月返回漢口，繼續和軍情部的上司麥加保 (MID’s Col. McCabe) 爭拗，不滿出差時的諸多限制。史迪威在九月和蔣介石夫人在漢口會見，發覺她充滿魅力和有過人的智慧，待人誠懇……極懂得為國家作宣傳……無論如何，在這次見面她表現得恰如其分，做事也勝任。塔奇曼對她又如何評價呢？”蔣夫人永遠不會浪費她的魅力去完成一些沒有意義的任務，她能與美國軍部副官接觸是符合這種要求的”我們不禁要問：塔奇曼到底是從實報導或是在撰寫小說呢？
史迪威在十月南下拜訪與日本正在交戰的王上校(塔奇曼沒有清楚指出此人是誰)，使他有機會目睹在德安(Teian,真正地名不詳)五天全面戰鬥的過程。他在報告中稱讚王上校作戰非常勇敢，但缺乏判斷力，依賴被砲火摧毀的建築物作掩護。其實王取用的戰術和蘇聯軍隊在斯大林格勒戰役所取用的戰術不謀而合，也是利用戰火留下的廢墟作掩護，讓狙擊手藏身其中，向德軍發砲，作出最後一擊。如果史迪威向蘇聯人獻計，肯定會被對方取笑。但自視甚高的史迪威仍不斷譏諷中國士兵是低能將領最佳犧牲品，令人感到只有他說的才對，其他人都是蠢蛋！
塔奇曼會抓住任何機會，譏諷中國人不懂得保養飛機引擎，不像美國人那樣熟識它們的性能；由於缺乏適當的維修，中國的飛機很快便變成廢鐵……在1930年蔣介石曾邀請墨索里尼派出義大利專家來華培訓中國飛行員。在完成培訓課程之後，這批飛行員雖然表現得非常英勇，但流於魯莽及浮華，未達專業水平。塔奇曼的惡意批評不止未能反映實情，還含有種族歧視的傾向。她指責中國人不懂保養飛機引擎，是對中國空軍歷史的無知，也沒有做過任何資料搜索，人云亦云。如果義大利專家如塔奇曼所說曾經來華參與中國飛行員的培訓，那麼肯定會有記錄可尋，但哪裡也找不到。她筆下也漏說了兩個最熱心協助中國的國家：蘇聯及德意志。中國雖然曾經向法國及義大利購買飛機，但都是一些陳舊過時的型號。
在1920年代，中國軍閥也擁有自己的空軍，由數十架飛機組成。張作霖(Zhang Zuolin) 及兒子張學良 (Zhang Xueliang) 手下擁有最強大的戰機隊伍，也擁有一架波音式 (Boeing)客貨兩用運輸機。中國空軍早期的戰機都是向美國購買的，其中數量最多的是柯蒂斯雙翼機 (Curtiss biplane) ，由美國飛行員杜利特爾 (Jimmy Doolittle) 在上海示範(1933年) ，還有沃特公司出產的偵察機 (Vought Corsair scout plane) ，及德國出產的Junkers與Focke-Wulf型號的戰機。
在1931年之後，美國，法國及澳大利亞飛行員聯合組成的第十四國際志願空軍中隊(14th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Squadron)，由美國指揮官施密特(Vincent Schmidt)領導向日本陣地出擊。在1936年美國人在杭州 (Hangzhou)及廣州 (Canton)協助中國人設立工廠，生產了一百二十七架柯蒂斯鷹式戰機 (Curtiss Hawk) 。這批產品是在陳納德 (Chennault)帶領飛虎隊來華之前，也在赫恩 (Russell Hearn) 派出一百八十二名飛行員和雙倍人數的技工到中國之前完成的。
在1937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後,斯大林接受蔣介石的要求，立刻遣送一支強大的應急志願隊伍支援中國。日本和蘇聯交惡已久，是中蘇的共同敵人。由1937年十月開始直至1941年六月，蘇聯一共派出八百八十五架飛機，其中包括I-16型單翼戰鬥機 (first monoplane I-16 fighters)，雙引擎及四引擎轟炸機，超過一千名飛行員，練習飛行員，機械人員，分別駐守在南京、漢口、重慶及蘭州。二百二十七名蘇聯空軍陣亡。與蘇聯比較：美國只派出一百架P-40型戰鷹式飛機(Warhawk)，一百個飛行員及二百名地勤人員到中國參戰；在八個月內(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擊落二百二十九架日本戰鬥機和轟炸機，十六人陣亡，四人死於其他原因。
這個志願團雖然在1943年三月被編入美國第十四空軍大隊(14th USSAF)，由陳納德(Chennault)將軍指揮，但保留了飛虎隊的稱號。原來的志願團分為三個中隊：”亞當和夏娃”(Adam and Eve)，”熊貓”(Panda Bears)和”地嶽天使”(Hells Angels)。他們的主要任務是保衛緬甸，直到戰爭後期才協助中國軍隊轟炸敵方陣地。飛機前頭的鯊魚頭標誌是模仿北非空軍(Luftwaffe Squadron) 的徽章。從1943年至1945年八月，第十四空軍大隊曾擊落敵機二千三百一十五架，摧毀敵方一百一十萬頓在運輸中的物料，炸斷三百五十六座橋樑，炸毀一千二百二十五頭火車和七百一十二個車廂。陣亡人數只有一千人。與美國派往歐洲參戰的第八空軍大隊 (8th AF) 比較，第十四空軍大隊的規模便相形見絀。前者有二千架轟炸機及一千架護航的戰鬥機，可集中力量出擊敵人的陣地。在1944-45年間，美國空軍有二萬六千人陣亡，其他還有四萬七千人受害於戰爭。
最初中國飛行員是由美國人培訓的，跟著是德國人，最後在1937年至1941年才由蘇聯人接手。美國參戰之後，大部分中國飛行員則重新再由美國人訓練，其中一千二百人考驗及格後便投入戰線，另外三百五十人在1944年的後期及1945年前往美國，接受專為駕駛P-51型野馬式戰鬥機(Mustang fighters)的培訓。在1943年之前，1882年頒佈的排華法案仍未廢除，華裔美國人被拒加入美國空軍服務。加拿大也執行相同的排華法令。由於這個法律障礙，成千上萬的美籍華人，加籍華人及眾多志願者紛紛由馬來亞、新加坡、法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文萊 (Brunei)、婆羅洲 (Borneo)、澳門、香港、新幾內亞 (New Guinea) 及斐濟島 (Fiji)返回中國加入中國空軍隊伍。這些史料在互聯網上都可搜查得到，一目了然。
漢口和廣州終於在1938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失守，塔奇曼這次歸咎蔣介石疏於防範，被日軍有機可乘，攻其不備；她也指出英國人預料不到日軍會在香港咫尺之外發動攻勢。如果塔奇曼接受她的軍事專家的意見，便知道廣州及香港是守不住的據點。死守香港不放只會造成人命重大傷亡及觸怒日本人。從他們在1941年聖誕日的暴行便可引証投降是迫不得已的。
日本進軍中國，美國朝野及羅斯福都袖手旁觀，恐怕引起日本反擊。日本封鎖了中國海岸線及控制了中國東部的鐵路運輸系統，以為擁有足夠條件可迫使蔣介石及國民黨向日本求和。雖然很多中國知識份子及西方人士都認為和談是個明智的選擇，機不可失，但蔣介石堅決拒絕。塔奇曼對他的反應作如此評述：”對蔣介石來說，任何妥協都是死路一條，不能接受。他如過往一樣，堅持己見，對一切緩衝建議都無動於衷。什麼事情都不會使他動搖。他對中國最終能夠戰勝日本持有堅強的信念，也堅持歷史會站在中國的一面，而且會取得西方盟友的支持。”
我們可否提問一聲：美國人眼巴巴看著日本公然侵略中國，他們仍會否堅持中立嗎？答案果然是：美國立場將會不變。美國在1938年什麼行動也沒有採取。蔣介石對此有先見之明，盡量將戰事拖延，讓時間的大海將日本人埋葬。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權，接受日本軍國主義集團的條件以換取和平。”形勢的轉變也開始減低日本擴張的野心，除了必須作出懲罰性的攻擊，他們會停止軍事行動。戰爭進入半停歇狀態，數百萬士兵留在戰場上。”以上是塔奇曼對局勢的預測，但往後的發展卻非循著這個軌跡而行，使美國人對日本完全誤判。
史迪威離開漢口前往長沙(Changsha)，親身目睹無數工廠、學校、物資及設備向中國西部地區遷移。塔奇曼將此和共產黨的「長征」比較，說不出有什麼不同之處。史迪威所見的不外乎是中國頑強的老百姓，赤手空拳，猶如蜈蚣一樣，費勁地把火車運載的物資推走。其實，這次大遷徙行動無論在規模，難度或所需的時日都比「長征」艱巨很多。
史迪威往南又往西走，馬不停蹄，終於在1938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重慶和蔣介石碰面，談了十五分鐘，所得印象是：親切，會談氣氛十分融洽。他們誠坦相待。留下合拍的照片及祝福，但事後他對蔣介石竟會作出很多負面的批評：”他設法掌控資訊，將下屬蒙在鼓裏，因為他們靠不住……不能將炮兵外調至師團中去，避免控制權流失……長久缺乏互信令到軍隊不能發揮效力……他永遠留下後路以備不時之需，恐懼有人向他挑戰……他建立不起一個完整的情報機關……他未能每事親力親為……失去真正監督的作用。”殊不知史迪威日後所犯的錯誤竟和這些缺點一模一樣，猶如同出一轍。史迪威估計美國和日本最終難逃一戰，並對助手多恩(Capt. Dorn) 說：”如果美國能夠全力協助中國組織起來，培訓兵員，提供武器及軍備，釐定戰略，參與指揮及發號施令，中國肯定能夠有效地對抗日本軍隊。他特別看重顧祝同將軍 (General Ku Chu-tung) 的領導才能，預測他將會成為中國軍隊的統帥。果真如此，顧將軍在1946年末正式接受這個任命。
在1938年的除夕史迪威來到昆明和陳納德見面。之後返回北平，助手敦促他拜訪日本岡村寧次將軍(General Okamura)，他只勉強答應。他忘記了打仗”必須認識你的敵人”的重要性，幾乎推卻和日本人見面。事後他竟然對日本人盛讚，列舉他們的六項優點：勤勞、勇敢、堅持、組織性強、紀律性高、忠誠愛國；與此相反的軍隊有二十六項劣根性：傲慢、玩世不恭、爭強好勝、無情、殘酷、愚蠢、奸詐、不誠實、肆無忌憚、不道德、不平衡、歇斯底里……史迪威和很多外國人對自己國家應付日本野心採取的消極態度感到非常氣餒，無奈而遭受折磨。
在1939年八月，美國宣佈任命馬歇爾(George Marshall)為助理參謀長(Assistant Chief of Staff)；在1939年八月史迪威在乘船回國途中，獲曉自己被委任為准將(Brigadier)，得到各級同僚的道賀，讚頌他實至名歸。這個突然喜訊，立即照亮了史迪威對前㬌的期許。
已刊登章节
(七) 軍部副官: 中國的最後機會，1935-37
(六)”刻薄的喬”1929-1935
(五) “全能”軍團及蔣介石勢力擴張的年代1926-1929
(四) 北京任務：1920-1923年軍閥割據時期
(三) 世界大戰：聖米耶勒(St. Mihiel)與山東
(二) 1911-辛亥革命時的美國來客
(一） 史迪威的簡歷
為《重新審視史迪威將軍在華任務》作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