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報工作的本質
每個國家都從事間諜活動，也從事反間諜活動。諜報人員，無孔不入，而且可以黑箱作業。上世紀七十年代，加拿大的皇家騎警，就有當時在位的老杜魯多總理的檔案，事情曝光後，輿論嘩然。政府其他部門的人，討厭，恐懼，看不起諜報人員。在政府的結構裡面，諜報人員權力大，但地位低。昔日戴笠在國民黨權傾天下，但只有局長的地位。這個地方沒有好結果，很多諜報人員，都不得善終。戴笠在南京飛機失事死亡。起因是他到北京視察，發現北京情報站長在戰時私通日本。在他還未有處理此事前，站長在他的飛機放了計時炸彈。
諜報人員為了表現自己，經常製造事端，天花亂墜，看起來很公正，實際上卻是惡毒陰狠的攻訐，其間的悲劇，令人感慨。普法戰爭後法國的屈里法斯(Alfred Dreyfus)案，一次大戰的舞女/名妓瑪塔·哈里(Mata Hari)案，抗戰勝利後的歌姬/女優李香蘭(山口淑子)文化間諜案，冷戰時期的盧森堡夫婦(Julius Rosenberg)原子間諜案，台灣戒嚴時期的孫立人縱容共諜案，幾十年後政府檔案解密，才發現都是由諜報部門虛構事實，或是誇大的政治冤案。歷史雖已落下帷幕，成為陳跡，卻足以令人深省。屈里法斯案與今天北美華人的處境極相似。我們了解屈氏當時的社會，拿來比較今天，就會更加了解我們的處境，不致被誇張或不實的報道蒙騙。
德國崛起 法國感到受威脅
屈里法斯生於阿爾薩斯(Alsace)。這是法國東北角的一個文化地區，包括上、下萊恩省，居民90%母語是德語。德國強的時候，這地區為德國佔領。法國強的時候，又為法國佔領。屈里法斯是猶太人，父親是成功的紡織廠商。普法戰爭後，家鄉為德國佔領，他們舉家遷到巴黎。他在巴黎綜合理工學院(Ecole Polytechnique)畢業。這是軍校，他專攻炮科。他才識卓越，毫無二心的努力工作，很快就升為上尉，而且申請到參謀本部當見習軍官。他的軍校老師畢加特中校(Georges Picquart)在參謀本部任職。畢老師審查了屈氏的申請。屈氏是第一個進入參謀本部的猶太人。
自從君士坦丁大帝承認基督教為國教之後，猶太人在歐洲即因異教徒而受到歧視和排擠。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長久的種族歧視。中古時，英國、法國、西班牙排猶，波蘭、德國、俄國不排猶。在近代和現代，法國不排猶，政府沒有排猶的方案，但排猶的暗流仍在，每逢經濟不景，或是社會動蕩，排猶暗流即表面化。普法戰爭後，德國因統一而崛起，法國感到受到威脅，法人坐臥不安，排猶意識提升到百年未見的高峰。
1894年9月，一個神秘的人到訪德國駐法大使館，要求見武官斯瓦茲柯本上校(Max von Schwartzkoppen)。武官的職責，就是搜集情報。他剛巧外出，到訪的人就留下一信，要求交給武官。武官回來拆開那信，上款沒有收信人的名字，下款沒有發信人，只是說能提供一些機密文件：
* 120毫米火炮測試記錄
* 部隊調整概要
* 炮兵編制調整
* 馬達加斯加的相關記錄
* 野戰炮測試概要
武官看完，把信捏作一團，拋進廢紙簍。大使館的清潔女工是法國間諜，把信撿了。信就輾轉到了參謀本部的情報組。法國的情報組織設立很遲。普法戰爭戰敗後，才在外交部和參謀本部設立工作組。參謀本部第二組「統計組」，就是情報部門，人手很少，也沒有什麼經驗。
排猶暗流表面化
「統計組」得到那封信，就馬上與參謀本部其他部門緊急會議。他們認為寫信的人，必定是來自參謀本部，而且出身炮科，才會知道信中所提事情。他們鎖定了二個人。一是伊斯特哈齊伯爵(Ferdinand Esterhazy)，官階少校。他生活浪漫，以致財政困難，人人皆知。雖然他祖籍是匈牙利，但他父親是法國將軍。他本人參加過普法戰爭，得過英勇勛章。他應該沒有問題。另一人是屈里法斯。因他是猶太人，母語是德語，大家都懷疑他對法國效忠的程度，有的人說為什麼會有猶太人混到這裡來呢。這些瘟國大官一口咬定是他，只有畢老師認為不是。參謀長和幾個重要的手下，於是去見國防部長墨西爾(Auguste Mercier)。那時墨西爾受到輿論的攻擊，認為他不勝任。他急需製造事端轉移目光。屈里法斯是猶太人，就夠啦。他下令火速辦理。參謀本部漏夜派人到屈里法斯家中，告訴他明天早上要評估所有見習軍官，叫他九點鐘到，穿便服。
屈氏到參謀本部時，沒有見到其他的見習軍官，只有參謀本部的字跡專家杜巴提少校(Du Paty de Clam)一人。杜少校說他手痛，不能寫字，需要口述一封信給屈氏代寫。屈氏當然答應。杜少校從在德國大使館檢獲的信讀了一些句子，他叫屈氏站著寫，坐著寫，彎身在桌上寫。忽然他大叫“好了！”就打開一扇門，大叫“就是他！”幾個軍官衝了進來，說道：“我們以叛國罪逮捕你！”屈氏莫名其妙。案件交給七人軍事法庭秘密審訊，沒有陪審員。「間諜信」成為該冤案的主要證據。在辦理過程中，國防部長墨西爾送給庭長一個檔案，裡面有四個文件證明屈氏有罪，都是伊伯爵的副手亨利少校(Hubert-Joseph Henry)奉命偽造。屈氏以叛國罪被判終身流放魔鬼島。整個法國社會震動。屈氏受到輿論的公審，蠢人的評判和群氓的嘲笑，張三李四趙五王六相信他沒罪的極少。幸好，法國已經廢除了政治犯的死刑，屈氏才得免一死。
法國在大革命期間，頒布了「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宣佈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是天賦不可剝奪的人權，肯定了言論、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闡明了司法、行政、立法三權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但當法國受到德國威脅，排猶意識高漲的時候，自由、平等、人權的政治辭令，都拋到九雲霄去了。
諜報部門製造冤案
魔鬼島位於南美洲法屬圭亞那(French Guyana)北部的大西洋之中，四面是急流，是法國流放重犯的地方。屈氏被關在一棟石墻圍繞著的石屋裏。每人都是單獨關禁，兩邊兩列囚室，中間是通道，門窗都被釘死，看不到藍天和外間世界。囚犯每人有兩個水桶，一個用來喝水，一個作大小便。每天喝清水，吃麵包，每三天喝一次湯。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半小時散步，但不准和任何人談話，只可用凝視互送關懷。晚上睡覺用腳鏈和手鏈鎖在床上。所有來信，都受檢查，到他手上的很少，而且還要塗去一些字句。在這裡死是容易的，生卻很難。屈氏在這裡五年，以無比的意志力撐了過來，直到他的冤案重審才回到法國。政府公佈了他在獄中的照片，穿著雪白的囚衣，房中有窗，光線充足，還有書桌，全是謊言。
屈里法斯事件，漸漸為人遺忘。他的老師畢加特中校升為統計組組長。有一天，曾經受到間諜嫌疑的伊斯特哈齊伯爵寫信要求調職，畢老師一看，那字跡似曾相識。他打開屈里法斯的檔案，發現字跡和那珍藏起來的間諜信一樣。他馬上報告上司參謀長岡斯將軍(Charles Arthur Gonse)。岡斯將軍回答：“現在法國和德國有可能開戰。屈里法斯不能翻案。一翻案，法國軍隊的聲譽會受到打擊，影響到法國的作戰能力。為了法國，犧牲一個猶太人，是不會有人追究的。”這番話華人不可不知，而且要研究研究。他把畢老師調離參謀本部，到邊境去，跟著把畢調離法國，先到亞爾及利亞，再到突尼西亞。每次調職，參謀長都給他很高的評估。他想畢老師閉口。畢老師在外的時候，職位由伊伯爵代理。法國參謀本部的情報組，主管竟然是德國間諜。
屈氏的哥哥馬竇(Mathieu Dreyfus)相信弟弟沒有罪。他到處奔走，發動伸冤運動，印發了小冊子。那時「間諜信」已在報上公開。馬竇把這信收入了他的小冊子。有銀行職員和馬竇聯絡，說有一伊斯特哈齊伯爵向銀行借錢。他手頭上還存有伊伯爵的信，字跡和「間諜信」一樣。這發現轟動了法國，屈里法斯案又起，撕裂了法國。全國由上到下，政府、軍隊、教會、報界、政黨、團體、家庭分裂成屈派和反屈派，鬥爭激烈，朋友反目，夫婦離婚，到處打猶太人，和搗毀猶太人的商店。馬竇正式控告伊伯爵。畢老師應召回國作證。法庭判伊伯爵無罪。當他步出法庭時，庭外反屈派一千五百人歡呼他，認為他是受難的英雄。畢老師反而被控涉露軍事秘密，受到逮捕和褫奪軍籍。雖然伊伯爵被判無罪，軍方以不適宜於軍方工作把他革職。他為了避免以後更多的麻煩，逃到英國去。在英國有記者訪問他。他坦然承認自己就是「間諜信」的作者。
左拉之筆 正視聽 糾偽報
當時莫泊桑已去世，左拉(Emile Zola)是法國最有影響力的作家。法國人尊重文學。凡競選公職的人，必須談文學談得來，而且要指出誰是自己最喜歡的作家。左拉正在享受他勞動的果實，名譽、財富和安定。他覺得屈里法斯是冤案。文學之筆，可以正視聽，糾偽報，於是挺身而出，為一素未謀面的猶太青年伸冤。他寫了4500字的信給法國總統：
* 我控訴杜巴提少校為屈案的主謀
* 我控訴屈案的軍事法庭違反人權
* 我控訴審理伊斯特哈齊伯爵的軍事法庭，藉命令來掩護不法事情，和明知被告有罪，又故作無罪的宣判，構成嚴重的瀆職，侵犯司法尊嚴。
他把信發表在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所辦的曙光報(L’Aurore)。克里孟梭把該信的題目改為「我控訴」。克氏的父親是醫生，他也是醫生，改行做記者和參政。他寫的文章，光芒萬丈，筆鋒犀利，人稱之為「老虎」。他反對中法戰爭，同情辛亥革命，後來成為總理。
「我控訴」出版後，「曙光報」收到支持電報三萬份，法國政府為之震動。左拉的信有一項控訴是軍事法庭「奉命開脫伊斯特哈齊伯爵」。國會就以此控告左拉「誹謗」政府機構。左拉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罰金三千法郎。他的律師勸他離開法國，在獄中不能做任何的事，在外面他還可繼續抗爭。他去了英國，到了法國政府下令重審屈案才回來。屈派的人給他英雄式的歡迎。一個冬天的晚上，他在家中開爐取暖，中煤氣毒而死。多年以後，有暖氣工人在臨終前對自己的藥劑師承認，受到極右勢力的主使，把左拉家中的煙囪塞了，故意使他中煤氣毒。左拉後來移葬賢人祠(Pantheon)，屈氏有到場扶靈。
屈案時的國防部長摩西爾調了職，換了加芬雅克將軍(Godefroy Cavaignac)。他與摩西爾不同。摩西爾知道屈氏無罪，但他有私人目的，故意加屈氏以罪。而加芬雅克相信屈氏有罪。那時屈案鬧得厲害。加芬雅克為了平息因此而起的動亂，在國會宣讀了三封信，認為這三封可以一勞永逸的斷定屈氏有罪。畢老師那時賦閒在家。他寫信給總理，說二封信與屈氏無關，第三封是偽造。總理下令調查，發現第三封果然是假的。是亨利少校所造。加芬雅克下令逮捕亨利少校。少校辯稱：「我是奉命作假。我作假是為了法國。」亨利進獄的第二天，就被發現用剃刀自殺。他進獄那天曾被搜身，並未發現有剃刀。是否有人殺人滅口？
事至如此，屈案不能不重審。總理私下透過第三者叫哥哥馬竇要求重審，屈氏仍判有罪，但減刑，從終身流放減到十年。總理特赦。哥哥反對，他說接受特赦，即是承認有罪。但青春一去永逝。那年屈氏才39歲，已滿頭白髮，雙目無神，瘦弱得剩下皮包骨。他已再不能忍受監獄的折磨。他接受了特赦。哥哥不服，要求又再重審。這次，法院查看大量文件，徵召大量證人，終於免開庭推翻上二次的判決。這是1906年的事。屈里法斯歸隊，晉升為少校。他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1935年逝世，軍階上校。畢老師也歸隊，晉升為少將。克里孟梭任總理時指派他為國防部長。法國人注重國家的光榮，雖有屈案的冤獄，但也有好像左拉的人，不畏強權，不顧個人利益，為冤案仗義執言，發出令人震驚的呼喚，終於平反，故不失其光榮。
屈案發生時的德國駐法武官斯瓦茲柯本上校在離職時，向法國總統辭行。他對總統說他不認識屈里法斯。總統沒作聲。德國人勇敢、真誠、忠實，有義務感，不喜歡不公正和不合法，不喜歡無秩序和無紀律。上校在1917年在德國逝世，臨終前在病榻上對夫人說：「屈里法斯是冤枉的，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指證他。」
主流對華人參政報復
昔日「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直筆寫史，而亂臣賊子懼。華人在加拿大150年，不敢參政，因為恐怕主流社會報復。今日中國和平崛起，華人漸漸恢復自尊自信，才有了參政的勇氣。但華人參選，略有成就，加拿大的諜報部門就搬出「親共」、「共諜」的帽子，震懾華人的參政意識，使華人社區，觀點不一，言論不一，行動不一。但我們還是容忍下去，不敢責問政府。屈里法斯的冤案，我們要研究其發生的過程，警惕振作。參選的華人，面對邪惡，背上黑鍋，背上閒話，腹背受敵，如果沒有堅強的意志，為公的決心，無畏的精神，不能負重致遠。我們要同情他們的遭遇，共策共勉，華人參政才可開一新紀元。(文/林達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