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在1912年由菲律賓返回美國。他到西點軍校擔任英語教授兼任籃球及美式足球教練。到了1914年的夏天他轉任西班牙語教授並獲准到馬德里進修西班牙文。當抵達目的地之後在六月二十九日那天，他聽聞波斯尼亞(Bosnia)發生了一宗驚人的暗殺案，但對此卻反應平淡，直到奧地利(Austria)開始空襲波斯尼亞時才開始覺得事件的不尋常性：”這是一宗非常嚴重的戰爭事故!”
史迪威在1916年的夏天被委任為上尉，負責培訓紐約州普拉茨堡(Plattsburgh)的後備士官。美國在1917年五月開始徵兵，目標是將陸軍人數增加到一百萬。在世界大戰開始後的第一年，曾開設一些為期三個月的培訓班，每期有五萬七千名士官按這個計劃肆業。這比較從西點軍校畢業的士官多出十倍。在1917年12月史迪威接受命令到法國服務，在美國遠征軍總司令部擔任情報員的工作。當時美國指揮官約翰潘興 (John J. Pershing) 反對將美國情報員遣送到聯軍的單位服務，並主張美軍接受美國將領之統一指揮。塔奇曼指出：”史迪威將潘興的思維移花接木地引伸到中國軍隊去，作為軍隊調動的依據，並在抗日戰爭時期派上用場。” 筆者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將史迪威和潘興作比較是遠離事實的。毫無疑問這是她有意提升史迪威在無知者心中的形象。史迪威在1918年一月抵達法國時，是美國宣佈參戰後的第一年，當時只有七個軍團被遣送到歐洲大陸去。和德國的軍力比較，英法聯軍在前線的軍隊人數與敵方相差不多，但坦克部隊略佔優勢，空軍也佔上風，炮兵則勢均力敵。接受潘興指揮但仍未完成培訓的軍隊共有十五萬之眾。在對日本抗戰的早期史迪威仍然是一個無兵司令，手下沒有一個美國派出的士兵。中國軍隊人數雖然比日本軍隊較多，但在配備方面則遠遠落後於對方，坦克和空軍更是相形見絀，直到1945年這情況也沒有過多改善。從任何角度看，中國的弱勢都是毋庸置疑的。
由於蘇聯退出歐洲抗德陣營，聯軍必須找尋對策。日本為了本身利益立即填補這個空缺，並趁機奪取德國在中國的鐵路權益及在山東半島擁有的特權，又將馬歇爾(Marshall)、馬里亞納(Mariana)及卡羅琳(Caroline)太平洋諸島的管治權據為己有。日本往後的目的是迫使袁世凱總統接受二十一項要求，使日本享有主宰中國的國防工業、警衛、教育及財政的特權。袁世凱雖然嘗試與日本討價還價，但最後仍接受了這些條款以爭取日本支持他登上中國皇帝的寶座。袁氏終於在三個月之後如願以償，當上了皇帝。中國人民立即起來反對並因此觸發一股遍及全國的反日浪潮。美國和她的盟友對此沒有作出任何反應，因恐怕日本會投入德國的陣營和美國聯盟對立。美國以保持「門戶開放」政策來掩飾他們縱容日本擴張領土的野心。中國很多省份都起來討伐袁世凱，但袁氏在兩個月後意外死亡，使中國幸運地避免了另一場內戰。袁世凱死後中國立即成為一個權力真空的國家，群雄割據。塔奇曼誤將這些地方軍閥稱為「督軍」(tuchuns)，若以中文來解釋，這個稱號應是率領軍隊的指揮官。中國人對這些地方勢力一般稱為軍閥。孫中山在廣州領導的國民黨政府也參與歐洲的聯盟陣營，但沒有追隨日本出兵，只派遣勞工到碼頭及運輸系統服務。
史迪威在1918年1月12日被委派擔任情報員的工作，與法國在聖米耶勒(St. Mihiel)的駐防部隊合作，協助策動美軍的反攻。他前往在巴黎東南面靠近美軍指揮部的肖蒙(Chaumont)的士官學校服務。他與英軍第58縱隊(British 58th Division)有過短暫的接觸，感覺英國人普遍具有既淘氣又攪笑的不定性格。他也和美國前任陸軍部長享利史汀生(Henry L. Stimson)遇上，此君曾在塔夫脫(Taft)及羅斯福(FDR)門下服務過。在一個星期之後他又被調派到凡爾登法國第十七兵團(French XVIIth Corps at Verdun)服務，在過去的兩年半德法兩軍曾在此地苦戰，但不分勝負；法軍由貝當(Petain)統領，德軍則由福爾肯海姆(Falkenheim)指揮；法國人曾誇言：”他們永不可越過”，成為傳誦一時的口號(Ils ne sont passe)！一條「神性通道」將補充物資由巴黎源源不絕地運送到前方。當史迪威到達凡爾登時，德國派出魯登道夫(Ludendorff)率領由俄羅斯前線調回的第四十二兵團，向西展開攻勢。聯軍被迫派遣八個仍缺乏作戰經驗的美國兵團迎敵。史迪威目睹在「無人地帶」前線慘烈的屠殺，他熟練的法語獲得法國人情同手足的看待。史迪威為此深受感動。他返回美軍總部之後卻不受到重用，而且官階也比不上西點軍校的後輩，仍停留在少校的一層，卻要肩負沉重的情報工作，為進攻聖米耶勒做準備。在1918年九月十二日進攻前的一天，史迪威被晉升為中校。由於德軍裝備及士氣低落，美軍雖然也犯下不少錯誤卻幸運地能夠取勝。史迪威曾以擒獲德國毒氣專家(Schmeercase)為榮，後被揭穿那不過是利用欺騙手法爭取得來的鬧劇。他再晉升為上校並接受頒發非戰鬥人員之優越獎。在1919年五月七日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草擬完畢。史迪威在談判的過程中曾與對手爭持不下。
塔奇曼認為凡爾賽條約是一份歷史上”錯誤百出的文件” 。而在談判過程中造成的失誤無可諱言對中國來說受害最大。和約令人感到不安之處並非只是因為缺乏公允，而是遠離美國總統威爾遜(President Wilson)主觀性的期望。威爾遜曾許諾維持公平的和平，各方自主取捨，及他的十四項指標曾一度振奮人心。殊不知日本卻秘密與一些盟友商討如何侵佔中國山東半島的利益。”中國無法表達她的意願便成為了當時的現實”，中國因此受盡屈辱。塔奇曼對凡爾賽條約還發表了不少誤導性的評述。
聯盟和德國在1918年十一月十一日達成停火協議。參與談判的國家只包括英國、法國、美國及義大利。德國、蘇維埃聯邦及中國均被拒之門外。談判歷時六個月，經過了一百四十次會議，中國完全失去發言的機會。四強之外的國家也被迫噤若寒蟬，威爾遜將他的十四項指標強加於人。這回感到最不滿的國家竟然是德國而非中國。英法兩國向發動戰爭的德國追討她「最後的一磅肉」，以補償盟軍戰爭的損失。德國遭受嚴重懲罰，將阿爾薩斯-洛林兩省(Alsace-Lorraine)割讓給法國，由英國接管德國在非洲的殖民地。德國新上任之總統反對這些條款，憤然下台。義大利對這個條約也表示不滿。在戰後舉行和平談判的目的是，讓所有參與者能有機會對凡爾賽條約表達意見，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眾所周知，該條約存在不少缺乏公允的地方，必須慎重考慮及更正。
由於英國的喬治(Lloyd George of Britain)，法國的喬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 of France)及美國的威爾遜三個領導者缺乏堅定不移的道德勇氣，為保護人類與國家的公義站出來，因此引發了二十年後歐洲的另一場戰爭及十年後中國的戰事。日本對山東的野心沒有及時受到制止，一切加諸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也沒有受到非議及取消。中國大使反對凡爾賽條約所以決定罷簽，消息很快傳到中國去，引發起全民抗議，這便是著名的「五四」運動，將美國的「正義」醜行展示於國際間。威爾遜向日本的壓力低頭，尋求日本支持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成立，以為其他難題便可迎刃而解，這是何等幼稚的想法呀！美國錯誤的外交政策不斷重複又重複。”不名譽”一詞非由我提出，而是美國參議院內隨時聽到的，結果將成立國聯的夢想粉碎。
“美國到底為的是什麼？”不妨向《當前觀點》雜誌（Current Opinion) 的總編輯查問：”如中國人不願流血犧牲去保護自己，難道我們美國人要為他們流血嗎？”這是美國參議員博拉 (Borah)的質疑。塔奇曼嘗試以此展現美國人因凡爾賽條約對待中國不公平而表示同情的態度。其實同情派只屬少數，而大多數美國民眾及政客對中國的處境感到不關痛癢。美國參議院從未獲得超過三份二的投票支持凡爾賽條約，這並非表示他們同情中國而是基於政治的考量。因此很少美國人真正明白美國其實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作出犧牲的，在未來的戰爭中恐怕他們將會流血更多。任何看過凡爾賽條約的人都會感到當時世界對中國漠不關心並且不屑一顧。因此塔奇曼的一些言詞是經不起事實的考驗的。
史迪威在1919年九月重返美國，他的官階也回復了戰前的上尉等級。
(二) 1911-辛亥革命時的美國來客
(一） 史迪威的簡歷
為《重新審視史迪威將軍在華任務》作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