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上午，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任内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中国财政部还提交了新一年的政府预算案。
纵观报告和预算案，三个数字引人关注：
GDP增速目标5%，考虑到中国已经放开疫情管控，经济开始反弹，路透社评价该目标“谦逊”(modest)；
军费增长7.2%，大幅超过GDP增速目标，小幅超过去年的7.1%；
赤字率3%，超过去年的2.8%，而去年中国在防疫上开支不菲，今年预计会用更多财政资金刺激经济增长。
GDP增长目标近30年最低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指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5%的增速是1994年中国开始设置经济增长目标以来最低的数字。不过在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年即2020年，中国没有设置GDP增长目标，最终当年中国经济增速为2.2%。
考虑到2022年中国仅实现3%的经济增长，而202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在去年较低基数上计算。因此有观点认为，该目标较为保守。实际上，去年两会上，中国设下5.5%的目标时，也有经济学家表示太过保守，因为中国在2021年的复苏中实现了8.1%的高增长。不过，此起彼伏的封锁和清零政策以及外部环境变化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中国去年GDP增幅仅有3%，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李克强也在报告中表达了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他提到，中国国内经济增长企稳向上基础尚需巩固，需求不足仍是突出矛盾，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预期不稳，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不少困难，稳就业任务艰巨，一些基层财政收支矛盾较大。对此，咨询公司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美国经济咨商会)的中国中心主任阿尔弗雷多·蒙图法尔-赫鲁(Alfredo Montufar-Helu)评价，设定更高的增长目标将需要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并“加剧中国为实现其长期发展目标而努力处理的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他说，较低的目标更容易实现，并且体现出当局“认识到中国经济今年应该会逆风而行”。
就业目标1,200万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能否在5%的增速目标下，实现李克强提出的1,200万人的新增就业目标。李克强在他十年的总理生涯中，多次谈过就业和增速的关系。在2013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李克强表示，关注GDP，其实关注的是就业。过去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拉动100万人就业，这几年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服务业发展后，目前GDP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130万、甚至150万人就业。反复测算后认为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需要7.2%的经济增长。他当时说，“之所以要稳增长，说到底就是为了保就业”。这句话在随后十年在政府和经济界被引用。十年过去了，中国当前保就业的压力更大，按照今年的经济增长和新增就业目标，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需要拉动240万新增就业。
军费增7.2%
3月5日上午，中国财政部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交政府预算草案供审议。预算案中披露，今年军费预算为1万55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从2019到2022年，中国军费预算的增幅分别是7.5%、6.6%、6.8%、7.1%；同期的GDP增幅为6%、2.2%、8.1%、3%。军费增速虽受疫情影响，但波动幅度没有GDP增速那么大。预算报告显示，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27.51万亿元。由此测算，军费在财政预算中占比为5.6%左右。
如果拉长时间维度，可以更清晰地看到5.6%的军费占比意味着什么。中共建政后GDP增速因为多场战争和“备战”思想，军费在财政中占比一直较高。直到1980年代以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认为，“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在这样的判断下，优先发展经济，大幅度削减军费，提出“军队要忍耐”，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外交上“韬光养晦”，之后未再发生过对外军事行动。当时的中国开始不再遵从毛时代提出的世界大战要“早打”、“大打”的理念，转而认为中国没有面临立即和大规模军事战争风险，因此，奉行退而结网式的“韬光养晦”战略，为国家赢得经济发展。
军费增速也和GDP增长及财政增长保持高度一致。从1980年开始军费占财政支出比例逐渐回落，1985年占到中共建政后的新低9.56%，此后近20年，一直在此区间波动。2003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腾飞，财政收入一路高涨，军费占财政比例在不断缩小。从2003年的8.79%逐步下降到2010年代稳定在5.5%左右，至今一直稳定在此区间。
赤字率3%
长期以来，中国极少把财政赤字率设定在高于3%的水平，因此市场有约定俗成的“赤字率不破3”的说法。疫情来袭后，2020年中国大幅扩大赤字到3.7%，突破了常规，这意味着政府财政承担更多负债，用以应对疫情。2021年下降到3.1%，2022年进一步下调至2.8%左右。这意味着，中国赤字水平，从疫情的特殊时期回归，但还处在疫情前赤字率的最高水平。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提到赤字率时还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到给予“稳增长”最高优先级，并要”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的说法，市场期待今年会有更大规模刺激经济复苏。此后，12月14日中国公布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称，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不断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内需拉动作用。
中国近邻日本曾制定过类似计划，即1961到197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同的是，该计划将经济发展目标锚定在“国民收入”这一个指标上；相似的是，收入倍增后可以大幅释放国内需求，为经济增长带来澎湃动力。这一计划取得巨大成功，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再提“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他并未提具体着力哪些行业来促进内需。不过去年底的中共中央经济会议通稿中点名三个行业：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虽然摆出姿态要大力刺激经济复苏，但李克强还是不忘提自己非常在意的不顾后果的刺激。他表示，“中共中央把年度主要预期目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加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既果断加大力度，又不搞‘大水漫灌’、透支未来。”
李克强这么说有其前车之鉴。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推出一个四万亿元级的经济刺激计划，当时低迷的全球经济都为之一振。大量的钱注入经济，基建狂潮成为托底经济的主力。但很快，它被视为“饮鸩止渴”的计划，推高了债务风险，吹起了地产泡沫。此后多年中国不得不承受“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带来的痛感。此后，李克强每逢强调要刺激经济，必提“不搞大水漫灌”。(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