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苹果公司宣布计划在印度生产其最新型号的手机——iPhone 14。该公司寻求在中国以外推进制造业多样化，此举标志着一个重要里程碑。预计今年将有5%的iPhone 14生产将转移到印度生产，比分析师预期的要早得多。投资银行摩根大通(JP Morgan)的分析师认为，到2025年，苹果生产的所有iPhone中，有四分之一可能在印度生产。自2017年以来，苹果一直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生产iPhone。
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没有缓解的迹象，在此背景下，决定在印度生产苹果的旗舰机型颇为值得瞩目。中国严格的“清零”政策之下，全球供应链都在分散以“去风险化”，此举更显得意义非凡。
“中国加一”
北京方面对待防疫的强硬态度，导致工厂停工和大规模的供应链扰动。因此，全球企业正越来越多地采取“中国加一”战略——可以理解为备胎战略，即重新调整其供应链，避免投资只局限在中国。物流公司DHL供应链业务首席执行官迪博克(Oscar De Bok)告诉BBC，企业们不再愿意坐等中国改变政策，在采购需求方面，不愿意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迪博克说，“他们希望确保自己有两到三个选择，”他补充说，这种“全方位采购”的趋势使印度、越南和墨西哥等国家成为明显的受益者。
在印度金融中心孟买，迪博克宣布了一项5亿欧元的投资，以在未来五年内将DHL的仓储能力和员工人数翻一番。他说，推动这一规划的部分原因是，制造业和电子等行业的外国投资增长所推动。印度总理莫迪的政府一直在提供财政补贴，给那些热衷于将印度作为其生产中心的企业。
该激励计划与生产挂钩，作为其中一部分，矿业集团韦丹塔(Vedanta Resources)也计划投资，近200亿美元，与台湾电子制造巨头富士康合作在印度建立一个半导体工厂。矿业公司韦丹塔董事长阿尼尔·阿加瓦尔(Anil Agarwal)上个月说，世界正在寻求采取”中国加一”的战略，而“印度显然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
商学院课堂上，企业家学员们被告知要学会分散风险，自然灾害、政治动荡、货币贬值都会带来巨大损失。从实践出发，全球化竞争加剧，以丰田为代表的精益生产，大行其道，在采购、生产上各个环节高效运转，无缝衔接，甚至达到全程”零库存”，但过于紧绷的供应链带来风险。当新冠疫情来袭，实践创新和理论经验都败下阵来。2020年一季度，疫情刚爆发，日韩车企因为武汉一家零部件工厂停工而被迫关停生产线。几个月后，那些全球布局的企业也笑不出来，因为各国的工厂都遭受疫情冲击。
而在2020年二季度至2021年末，那些在贸易战后，努力迁出中国的跨国企业，面临一个尴尬的选择——随着中国控制住疫情，他们不得不把产能搬回中国。到了今年，对于中国来说，这趟过山车行至低谷——中国与西方关系愈加紧张，同时，作为唯一实施”清零”的经济体，人员、资金、货物流动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这一下，跨国企业们决策的难度似乎变小了，为中国找个备胎，以分散风险，变得必要且急迫。
美国和其盟友也在推波助澜——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依靠离岸外包(off-shoring)降低成本，把订单转移到中国等地；疫情来袭后，美国提出近岸外包(near-shoring)，以降低供应链的脆弱程度；乌克兰战争和台湾局势恶化后，美国又推出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号召供应链转移到”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这个过程中，印度可以成为最大赢家，中国或将成为最大输家。
但中国的底牌是，转移到印度、越南的，可能仅仅是并不赚钱的组装部分，如果翻看苹果公司前200大供应商，会发现过有57%的中国企业。过去20年，中国制造业形成了群聚效应，把终端组装厂搬出中国不难，想要摆脱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可能要比想象中难得多。
印度的优势
作为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印度一直在努力将自己打造成对跨国公司有吸引力的制造和贸易中心。它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印度的GDP增长在6-7%之间，总体通货膨胀率比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要温和，今年是表现较好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印度出口额在近十年来停滞在3,000亿美元左右，但最近突破4,000亿美元的大关。
除了财政援助，莫迪政府还大力推动双边贸易协定，以使印度更深地融入全球供应链，并改变该国众所周知的形象——难搞的谈判对象。企业界对这些举措表示欢迎。但是，专家们说，印度的贸易自由化一直是前进一步后退三步。印度急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改善市场准入和降低关税，与此同时，也出现更大呼声要求自力更生，至少有3000项产品的关税被提高，其中许多在生产制造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私下里，许多外国公司也抱怨缺乏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
中小型公司——印度经济的支柱——依然艰难应对印度繁琐的官僚体系。专家们说，在土地征用和加快办理许可证方面，真正的颠覆性改革一直难以实现。此外，破烂的基础设施仍然是主要症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RF)主任米希尔·夏尔马(Mihir Sharma)说，“到目前为止，苹果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但要使印度成为一个制造业中心，不仅需要大笔的投资，还需要一个支持中小企业的生态系统。”“现在判断所有这些投资是否会形成规模，以及它们是否能长期持续，还为时过早。”
据夏尔马先生说，中小企业——它们雇用了印度的大部分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莫迪的财政激励计划之外。他说，“除了纺织品和服装，该计划并不包括其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这些行业可以使印度切实地利用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加一战略’，并为每年1200万新增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夏尔马补充说，印度将需要提高其劳动力的技能并创造“一个更受欢迎的商业环境”，以便能够与其他亚洲经济体竞争。泰国、越南和韩国——在世界银行的经商便利度排名中都明显高于印度。越南还制定了一个2030年的总体规划，以建立一个对大规模制造至关重要的综合基础设施走廊。
转折点
但是，尽管有这些由来已久的挑战，印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利用这一“历史性机遇”，Hinrich基金会的研究员卡普里(Alex Capri)说。他说，随着美国及其盟友与中国脱钩，印度的某些“关键性集中节点”——南部各邦，如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特兰甘纳邦(Telangana)，以及北部的首都地区——已经准备好发展出制造业的群聚效应(critical mass)。这可能会在各邦之间开启一个新时代——彼此竞争的联邦制。卡普里补充说，根据“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原则，印度还可以承接台湾科技公司转移的产能，以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那么这是不是一个转折点？“我的一个印度朋友告诉我，印度从来不会错过‘一个错过机会’的机会，但我认为这次不同”，卡普里说。(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