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即国内生产总值，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间公认的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状况是好是坏的最重要工具，是衡量国家经济成就的标准，也是衡量政府政策、甚至是影响政府生存的标准。
与此同时，这个“高大上”的经济领域名词，与普通人的生活也同样息息相关。因为企业根据GDP决定扩张还是缩小、招聘还是减员，关系到就业还是失业；政府根据GDP计算税收和财政支出总量，直接影响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简而言之，GDP是对一个国家内的公司、政府和个人所有活动的衡量，或者说衡量的尝试。可是，GDP真的那么权威可靠吗？GDP数字看好就一定代表经济发展好和人民生活水准提高吗？
GDP权威受到挑战
如果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时至今日，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近80年时间检验的GDP有什么缺陷与弊端呢？特别是当今世界，新冠疫情尚未结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还在进行、世界两大经济体美、中关系日趋紧张。此外让人揪心的还有气候变暖问题危及人类的生存、能源成本飙升破坏生活的稳定、就业无保障、不平等程度日益加深……
面对动荡的国际政治局势和黯淡的全球经济前景，英国经济学界的三位专家最近联合撰文，认为要解决目前全世界面对的危机，关键在于“超越GDP，改变我们衡量经济增长的方式”。他们认为，“以不同方式定义和衡量经济增长，既有无可争议的必要性，也有无可争议的紧迫性。”这三位专家分别是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访问教授保罗·艾林(Paul Allin)、剑桥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戴安·科伊尔(Diane Coyle)和萨里大学可持续发展学教授添姆·杰克逊(Tim Jackson)。
GDP统计中的缺失
许多政府每个月都会公布新的GDP数字，而最引人关注的是每个季度的GDP数字。一般认为，在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体中，每个季度的GDP都会比前一个季度略大。这表明人们正在做更多的工作，总的来说变得更为富有。大多数经济学家、政治家和企业都喜欢看到GDP稳步上升，因为GDP上升通常意味着人们消费更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支付更多的税收，劳工得到更好的加薪幅度。如果GDP下降，那么经济就会萎缩，这对企业和劳工来说是坏消息。如果GDP连续两个季度下降，那就被称为经济衰退，可能意味着工资冻结和失业。
自1953年以来，GDP一直是由联合国监督的复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的主要衡量标准。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最早开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部分原因是政府需要确定能够负担多少战争开支。三位经济学家认为，在衡量经济活动的货币价值时，GDP可以纳入许多对我们生活质量造成损害的“坏事”：如战争、污染、犯罪、卖淫、交通拥堵、野火等灾害和对大自然的破坏，等。
“这些都可以对GDP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却不能被视为经济成功的组成部分。同时，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在这个传统的经济账中根本没有被考虑进去：如社会中的不平等、无偿工作所做的贡献、那些在家里或社区里照顾年幼和年长者所付出的劳动、自然资源或生物多样性的耗损，以及数据和许多数码服务的价值。”
值得深思的是，有识之士对GDP衡量经济水平的弊端早就提出过批评。半个多世纪之前，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在1968年3月参加总统竞选之初曾对GDP提出过直截了当的批评。他说：“(GDP)衡量一切，却不包括那些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
GDP的历史与缺陷
经济大萧条后的1937年，美国第一次向国会提交了国民所得报告，标志着世界上国民所得统计的开始。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在《如何为战争买单》(How to Pay for the War)的小册子中为盟军出谋划划策。他提出衡量生产力，以及为有足够的资源支持军事行动所必须的消耗。
1953年，联合国首次为国民所得统计建立了一套国际规范，即国民经济会计制度，或称国民账户体系、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这一制度至今仍在实施，但自开始实施起，国民经济会计制度和采用GDP衡量经济好坏的一些重要的不足之处就已经广为人知并引起争论。事实上，早在1934年，玛格丽特·里德(Margaret Reid)在《家庭生产经济学》一书中就指出在考虑有用的经济活动时，需要包括家庭中的无偿工作。
专家们指出，GDP的另一个长期存在、被广泛理解的缺陷是没有把外部环境因素和自然资本耗损计入在内。GDP作为衡量经济的指标，没有完全考虑到许多没有市场价格的活动，并且忽略了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与经济活动相关的类似污染或排放所造成的额外社会成本。“更重要的是，自然资源等资产的损耗或损失(或在灾害中损失的建筑和基础设施)在短期内会提高GDP，因为这些资源被用于经济活动，或因为在灾害发生后会出现建筑业的激增。然而，长期的机会成本却从未被计算在内。”
专家们认为，这是GDP的一个“巨大的缺陷”。不过，这一缺陷最近几十年已经开始得以重视和修补。除了家庭和非正式经济活动被计入GDP之外，英国和美国都已经开始了统计环境自然资本数据的新计算体系，即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counting, SEEA)。
GDP价值的新挑战
经济数码化已经改变了许多人的工作和休闲方式，也改变了许多企业的运作方式，但这些转变在官方统计中并不明显。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传统GDP的统计方式中的缺陷变得更为突出。专家们以创新科技为例，提出了为电脑软件或管理咨询制订衡量标准极为困难的问题。“因为许多数字服务在使用时是‘免费’的，或具有许多人可以共同使用的公共产品的特征，而且数字服务甚至是无形无法估算的。例如，对那些知道如何利用数据来改善服务、更有效生产的公司而言，数据无疑是能提高生产力的法宝，但应该如何估算一个数据集(dataset)对社会的价值或潜在价值呢？”
专家们指出GDP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局限，特别是作为社会进步指标方面，是它没有对收入的分配提供系统的说明。即便在相当一部分人口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平均或GDP总值却完全有可能是在增加的。近几十年来，社会上最富有的人变得更加富有的同时，普通人的收入却停滞不前或下降。专家们认为，有鉴于此，有关“超越GDP”的辩论直到现在才有可能转变为官方改变经济统计体系的行动，似乎颇为意外。但是荒谬之处在于，障碍之一恰恰在于各种替代GDP的经济指标激增。
GDP替代尝试
在GDP作为衡量经济的指标有如此多的局限性并广为诟病的同时，很多地区、国家和国际层面都在寻找可以替代GDP的经济指标。这些指标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名词：
幸福指数(Happiness)
共同富裕(Inclusive wealth)
生活水平框架(Living Standards Framework)
衡量社会福祉(Measuring National Wellbeing)
对这些替代的指标，专家们认为，“无论它们是将不同指标相结合的单一指数，还是展示各种指标的看板，都比较临时，而且种类太多，无法就建立新的方式衡量经济的进展达成共识。”简单来说，就是这些指标虽然有广度，但无法抗衡简单、明了、单一的GDP统计数据。
在各种替代GDP的努力尝试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统计经济发展的方法GPI(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即“真实发展指标”。这一指标试图根据环境、社会和金融等一系列因素调整GDP，而这些恰恰是GDP中没有充分得到反映的因素。2021年7月，美国国会已经引入了一项有关GPI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成为法律，美国商务部将依法公布美国的GPI，并“在预算报告和经济预测中同时使用GDP和GPI”。
不再迷信GDP
从1953年使用至今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目前正在修订过程中，由联合国统计司牵头，主要参与的是各国国家统计局、统计专家和有利益关系的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盟统计局。但是，迄今为止，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订工作与其他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方方面面，如商界领袖、政党、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公众，都没有广泛的接触。
据英国科学作家艾森·马苏德(Ehsan Masood)的观察，这一修订过程并不为大多数目前不使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人所关注。这意味着那些最终将决定国家未来如何衡量发展进程的人听不到许多非常有用的想法。而且，虽然修订SNA试图解决全球化问题，但这些只是关于全球生产和贸易的问题，而不是国家经济对其他国家和人口造成的环境和福祉方面的影响。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订已经有了一个时间表：将在2023年商定一个新的体系，并从2025年开始实施。因此专家们表示，这正是修订过程应该更加开放、透明、让更多人参与讨论和审查的重要原因。
专家们在文章最后总结认为，GDP同时作为收入、支出和产出的衡量标准，意味着在某种形式上，它可能仍然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有效工具。“但是，用GDP来作为仲裁社会是否进步的唯一标准从来就不合适，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合适。”“显然，人们想知道社会是否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仍然是既合情合理又至关重要的目标，也许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是，在寻找一个可靠的社会福利指南的过程中，政府、企业、统计学家、气候科学家和所有其他有关各方必须像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所说的那样放弃对‘GDP的迷信’，并与民间社会、媒体和公众合作，建立一个更有效的衡量经济进步的新框架。”(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