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家是“香港难民”，1950年代因为政治原因而离开中国。如果不是喇沙书院，我和弟弟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就会一生在贫困中生活和死于贫困。
中国人以前可以自由进入香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英国政府要封关。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押后一年，让一百万人进入了香港，其中七十万，包括家眷，是政治难民。国际上称这批人做“香港难民(Hong Kong Refugees)”。葛父在天津做律师。他部分童年在天津渡过。在英国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毕业后，他再在剑桥毕业；获律师执照，之后进入殖民地部工作。
那时香港的人力资源很缺乏。当英国海军陆战队登陆香港时，港岛只有二千人，都是渔民。香港没有人才。香港人都是从大陆过来或是他们的后代。来的人，多是广东或福建农村穷人家的孩子。他们等到10岁才上学，到了五年级，有了基本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就辍学到香港的商店做学徒。到了三十岁，就回乡找人结婚，配偶通常只有二、三年的教育程度。葛量洪认为逃到香港的中国人是中国的精英，做生意的有钱。当官的家庭，男的有大学毕业，女的有高中毕业。若香港能吸收这批人，几十年后必定起飞。事实证明他有政治远见。
英国人为了不得罪大陆政府，虽然准许“香港难民”入境，但不救济他们。有一高官说，“我们没有欠这些人什么。”国民政府驻意大利大使施肇基曾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伊(Trygve Lie)提此问题。赖伊说他们不符合联合国难民的定义，就是一个人离开了自己国家，不受到自己国家，也不受到其他任何国家的保护。国民政府在台湾自认是香港难民的保护者，所以联合国不能救济他们。其实国民政府那时并无力量。香港难民跌到社会的最底层，过着最贫困的生活，有将军要学绣花来维持生活。
因为我和弟弟不是在香港出生的，不能上公立学校。我们可以读收费较高的私校，但付不起学费。幸运的是，我们能够参加竞争性的考试，被喇沙书院录取并申请到免费，我们从入学到毕业都未交过学费。我们学校有高水准的教育和达到同样水准的各项设施。我们有上佳的好老师，甚至无论各方面皆可说是最优秀的老师。我和弟弟因此能够掌握英语。其时一旦学好了英语，各种各样的机会就向我们敞开了。啊！“喇沙”，这如雷贯耳的名牌。
高中毕业后，我在圣若瑟中英文中学任教一年。在星岛报系董事长胡仙女士的帮助下，我来到了加拿大。和当时的大多数中国学生一样，暑期我在高尔夫球俱乐部、中国餐馆和加拿大国家铁路做服务员。我毕业于曼尼托巴大学，成为社区学院教师。最终，我获得了在约翰霍普金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攻读硕士学位的基金会奖学金。我也曾在巴黎大学索邦学院(Sorbonne College)学习过一段时间。我成为加拿大移民部的教官和人事部训练司的教育顾问，33 年前，我离开了政府，开始做移民顾问。我的弟弟在香港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就读，成为精神科医生。
因为我和弟弟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我的家人摆脱了贫困。这要归功于喇沙书院。当一个孩子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学会了英语时，他就拥有了摆脱贫困的工具。对贫穷的战斗从课堂开始。让我们为喇沙这伟大的人道工程奉献我们的爱心和努力。当一个贫穷家庭的男孩进入喇沙，他和其他同学一样成为“喇沙仔”，但他的生活和命运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变化为他带来精采的人生路。写到这儿，我情不自禁为“喇沙”肃然起立致敬！(文/林达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