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选，叫一仁兄去投票，他说那天没空。到了那天，他去了打麻将。另一仁兄说，“我们安分守己，不参与这些事情。”我又对另一位说，“华人应该出来投票，将来有什么需要，可跟民选官员讲。”他指着我的鼻子，说，“哗！原来你这个人是这么坏的。”我叫人去投票，变成了坏人。风俗如此，可悲可悲！
为什么华人对政治冷感，甚至痛恨政治呢？这和中国的制度文化有关。一个文化，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制度文化，即家庭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天子、诸侯和士农工商四民的社会制度。地位低于四民的是“贱民”。士就是读书人。中国语文很难学，只有家中有资产的子弟，才能读书识字，受教育是地主阶级的特权。他们受了教育，就不做别的事，专责做官。中国有官本位文化，做官的最大。做官的人讲话算数。读书人叫士，他们的地主父辈叫绅。“士绅阶层”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中国改朝换代26次，“士绅阶层”屹立不倒。
中国农民大多不识字。根据社会学大师费孝通的见解，他们一生在出生地十里之内度过。所有问题都能面对面解决，所以没有识字的必要。毛泽东的分析，认为农民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地主有地而不需下田劳动；富农有地，雇人，但仍需下田；中农有地，但无法雇人。无地而受雇者，是贫农。地主和富农，占农民约10%；中农占20%；贫农占70%。不是所有地主都是恶霸。中国的地主，比起欧美都很穷，有超过五万美元资金的就很少。
工人的地位不高，所谓工字不出头。但中国古代的科技，全靠工人累积经验而发明。首先制成活版印刷的毕昇，就是印刷厂的木刻工人。共产党歌颂工人。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工人的地位才大幅上升。中国的政治，几千年来操纵在士人的手中，唯一能与他们竞争的阶层，是商人，所以士人排挤商人，给商人极低的地位。县官每年春宴，商人不能下座，只能和仆役一样侍立着。有些朝代，商人不能与做官的同桌吃饭，不能骑马，儿子不能考科举。国无商则不富，几千年的恶商政策，使中国变成贫穷国家，国贫则邪恶生。四民之下，还有贱民，也称“下九流”，即奴婢、伶人、乐工、耍杂技、士兵、衙役、理发、修甲、看相、算命、看风水、皮革工人、娼妓、乞丐和疍民即水上人家。他们不能与四民通婚，不能考科举，不能买捐做官。有些朝代，他们还必须穿指定的衣服。疍民不得穿鞋，在明朝，娼妓的丈夫外出必须戴绿帽。
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平行而相辅。古时是家长制的原始社会，无阶层的分别。有亲缘关系的村落，很自然的联合成部落，部落联盟而成为邦国，曾经有过三次禅让，就是天子年老，由各部落领袖推荐承继人。但这不是民主选举，因最后由天子单独决定。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禹禅让给东夷的领袖益。禹的儿子啓有民望，起兵把益赶走，建立了夏朝。为了巩固政权，益分封功臣及同宗为诸侯，诸侯又分封大臣，形成了封建制度。今人以封建指一切陈旧落伍的事物，这不是封建的原意。封建在秦始皇行郡县制时取消，所以夏商周三代，中国的政治操纵在贵族的手上。
郡县制把政治权从贵族拿走，但使到地主成为中国真正的统治者。这么大的帝国，必须有一庞大的官吏系统。西汉以察举选拔官吏，即由地方官员，发掘才德兼备的人，向政府推荐，然后经过考试策问而任用。受推荐的人都是地主的子弟，因为只有他们才读书识字。三国两晋南北朝行“九品中正”，由中正官把地方官推荐的人，分为九品而任用，但这制度为豪门世族把持，他们的子弟被列为上品，造成了变相的世袭制，也造成了一直维持到唐初的豪门政治。
隋文帝废“九品中正”而行科举，把选官的权力收回到中央，削弱了豪门大族的势力，也使地主的地位上升。科举在中国行了1300年，出了十万进士，一百万举人，这是中国历代官吏的基本队伍，都是地主的子弟。1903年，慈禧太后接受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建议，废除科举。在民国时期，小地主的子弟成为中学老师，然后转入县政府工作，或是读军校。大地主的子弟出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成为大学教授，然后受到延揽而进入中央政府。
中国不是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以人口比例，居住城市的人口不算多，90%的人都是农民，住在农村。所以农村的管理，是政治制度重要的一环。中国的农村自古以来，实际上是自治。县官以下就没有行政机构，每条村由一户人或几户人创立，每户人的后人成为一族。每族产生一族长，由族中有力量的人指派，考虑的因素是辈分、年龄、地位、财富，多是由地主或其子弟当官告老归田担任。每一族负责管理共有田地、治水、灌溉、办学、修桥、筑路、施医、赠药、保安、救济、排难解纷、修葺祠堂、提供士子上京考试的路费。族长定下家规，包括敬老、互助、勤俭。如有违反，即施以“家法”，包括鞭打、出族甚至死刑，他们做的事，比官府还要更多。广东的农村，如妇女有淫荡行为，族人把她放在猪笼内，用小艇载到水面抛下淹死，叫“浸猪笼”。族长可以处死犯“家规”的族人。政府为了避免官员与地方勾结舞弊，南人北调，北人南调，县官的任期只有一至二年，所以对当地情况不了解，必须依靠族长。族长是农民和政府的中间人，也是农村的实际统治者，但这不是民主的制度，因为族长的产生，并非经过选举。
到了宋朝，皇帝才在农村建立保甲制度，每十户一甲，设甲长；每十甲一保，设保长。工作是举报犯罪的人。这是雏形的警察制度，沿用到民国。国民政府还在农村建立乡镇政府，把每县分为三至六区，区长的职务，就是助理县长。从此，农村自治不再。1958年中国在农村推行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治的“人民公社”，每个农民编入小组，小组归入生产队，生产队组成生产大队，上为公社，有镇或乡的规模。1982年废除，转变为乡镇政府。中国人是宗法社会(Folk society, Gemeinschaft)，效忠的对象，是同族、同乡、宗亲、朋友。孙中山先生说这就是中国人团结力量所在，不同于西方大众社会(Mass society, Gesellschaft)。后者效忠的对象是国家和整个社会。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分天下为36郡，郡以下设县，行郡县制。从此地主垄断了农村的行政，他们的儿子读书而成为县、省、中央三级政府的官吏。这是“士绅阶层”专政的天下；老百姓不得过问政治。假如有一个人胆敢向官府申诉地方上的疾苦，官府可以把他处死。毛泽东在他向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口述的自传，说在慈禧太后时期在湖南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安全的、自由的表达自己意愿的渠道，谈政治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所以不谈国事，但是暗中诅骂。而且对政治不了解，以为凡官必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中国人对暴政逆来顺受，很会吃苦。如果他们不是这么能吃苦，也许就不会吃这么多的苦。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经过三反、五反、土改，士绅阶层消失了。二千年来专门负责政治的阶层不再存在。老百姓没有政治意识，所以闷嘴赚钱，国事理他娘。
陈谦益的政治硕士论文指出：加拿大选举局在每次选举后，会对候选人及党派投票状况进行分析，包括统计各选区、地区及族裔的投票率，提供给三级政府、政党及政治人物参考；投票率愈高的族群受到更高关注和重视。加拿大选举局在2006年发布一份名为《族裔社区及选举参与》(The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of Ethnocultural Communities)的研究指出，2004及2006年两次联邦大选结果都显示，30岁以上的华裔移民投票率比白人低16%，比黑人低11%。前民主改革国务部长傅磊才(Steven Fletcher)也曾发表讲话说，根据以往记录加拿大华裔投票率极低，华裔选民投票率在选区内平均只有10％至12％左右。近年来在传媒和社区领袖的鼓吹下，受过教育，中上阶层华人的投票率，已追上主流社会，但教育程度低；贫困的华人，还须努力。现在华人参政的热情进一步提高，参选人数增加，参选群体也变得越来越年轻，委任的也在增加，但与华裔人口占加拿大总人口的比例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移民族裔到了教育程度提高和有钱，就想争取政治权益。虽然华人政治冷感，但也不能摆脱历史的潮流。族裔参政有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族裔选族裔。但很快，就发现选出来的议员，对社区没有很大帮助，因为选出来的人，也是新人，没有经验，在议会里面，也是人微言轻。他们很辛苦，“不居其位，不知其劳苦”，我们要体谅他们的处境。于是族裔参政进入第二阶段，就是以政纲选人。能以政纲选人，又比选族裔成熟。第三阶段就是族裔内部，化散漫为团结、发展、扩大、组织起来，协调参选的同族，在几个要参选的人，协议支持一个人，以免分散选票。同时发动几百人一齐入党，使要支持的人取得党内的提名。印巴人已到了这阶段。最高境界是第四阶段，族裔建立游说的机构。
在加拿大，在法律范围内，人人可讲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不但可以自扫门前雪，还可以理他人屋上霜。华人在政治上是弱势族裔，虽然是加拿大第三大族裔，但政治上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弱势族裔争取权益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选票。就请你投下这神圣的一票；不但自己要投，也还要说服二个人，他们又各再说服二个人，使华人的投票率，几何级数的上升。(文/林达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