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不再是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分隔的墙。但它提醒人们，世界上仍有许多隔断不同国家和人民的墙。”半个世纪前，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历史性地访问了中国，他参观了长城，这个富含隐喻的伟大遗迹。他还见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最终，带着胜利的心情凯旋。尼克松的此次访华常被认为是中美之间相互孤立时代的结束，但事实上，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国家在未来半个世纪里跌宕起伏的关系才徐徐开始。
在苏联威胁的阴影下，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但在过去的几年间，这一外交努力似乎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在中国日益崛起的经济实力和自信的地缘政治力量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质疑中美的整个接触过程是一个错误，而乔·拜登(Joe Biden)政府并未对此做出调整。在尼克松访华50周年之际，BBC广播第四台(Radio 4)播出了节目《长城》(The Great Wall)。历史学家拉纳·米特(Rana Mitter)与历史的亲历者一起，重新回顾了中美关系的繁荣与凋零。本文涵盖了该节目的重点内容。
与“美帝国主义者”交朋友
1968年10月1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起内部大清洗，清除他所谓的旧的封建文化残余，并禁止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常带领群众高呼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常见的口号还包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和一切走狗”。
20世纪70年代初，一位名叫谢淑丽(Susan Shirk)的年轻美国教育研究者是少数获准进入中国的人之一。她现在是美国最资深的中国观察家之一。她对BBC说，在当时，意识形态教育从中国孩子很小时就开始了。她说：“我们在英语课上看到，那里的小朋友讲了40分钟，说‘我是红小兵’……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那么，中国的领导人为何在短短数年后，便开始和他们口中的“美帝国主义者”对话？一个线索在于，在中共建政后，很多学生都以俄语为第一外语，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和苏联关系破裂了。因此，在天安门广场上，反对美国的呼声风起云涌的同时，也有批判苏联的口号：人们将苏联称为“苏修”，即认为苏共是一种修正主义，是一种不纯洁的共产主义。
1969年，这种言论战加剧为现实中的冲突。两国为了争夺苏中边境上一座无人居住的岛屿大打出手。因此，美国和中国都看到了在苏联的阴影下相互支持的战略理由。然而，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要去北京的消息传出时，人们仍感到非常震惊。毕竟，在冷战初期的红色恐慌中，尼克松以强硬的反共立场而闻名。“太意外了。我们被告知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当时也在那里，周恩来总理邀请我们与他会面，并带着我们的录音机。因此，他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对美政策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谢淑丽说道。
作为极少数在中国的美国人，谢淑丽罕见地看到了中共政权核心的分裂，即被称为“四人帮”的毛派激进分子和尼克松访华的改革派推动者周恩来。“我们有四小时的时间和周恩来会晤。有两个所谓的‘四人帮’成员分坐两侧，也就是姚文元和张春桥。他们似乎在看周恩来为毛泽东说了什么，确保他没有偏离路线，”她说道。“(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想成为朋友，如果他们想成为朋友，那么两国政府必须会面，而如果要这样，那我们必须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因此，尽管面临强大阻力，周恩来仍试图使中国摆脱“四人帮”的控制，走上现代化和市场化的道路，并对外打开国门。这不仅可以为中国争取发展所需的资金，同时也为其工业开辟新的出口市场。
尼克松访华与接触时代
1971年4月，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十余名官员和运动员及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前往北京。同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次年2月，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两个月后，一支中国乒乓球队在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回访美国。当时，没人知道美国公众是否会欢迎他们，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副主席白莉娟(Jan Berris)对两国人员的适应能力感到震惊，双方建立了牢固的感情纽带。
“我和这个团队一起旅行了四周。我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了解。我们建立了一种温暖、良好的关系，”白莉娟回忆说。“所以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我哭了，他们要飞回中国了。那次起飞的场景被拍摄下来，并成为纪录片的一部分，在中国各地播放，”她说道。“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73年5月，人们会走过来用中文对我说，你就是那个哭的女孩。”白莉娟回忆说，她当时带领中国乒乓球队参观了迪士尼乐园，中国人“很喜欢米奇”。当时，团队在迪士尼受到热情款待，不必排队就参加了很多热门游乐项目。白莉娟称，但中国团队在游玩了鬼屋后表达了不悦。“(他们说)迪士尼乐园很棒，但也有一些让我们很不满意的地方。我们不理解美国文化为什么要用根本不存在的鬼来吓唬人，让人在没有必要的时候感到害怕。”白莉娟说。
随着毛泽东进入风烛残年，谢淑丽此前看到的分裂演变成了一场继承权之争。一方面，“四人帮”为了保持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猛烈抨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另一面，周恩来继续推动市场化和对美开放。周恩来也不久于人世，但他年轻而思想开明的盟友邓小平出现了。在文革期间，邓小平曾一再遭到批斗、中伤和清洗，但事实证明，这个小个头的政治人物是一个很难压制的人。1977年，他第三次复出政坛，并在1978年底登上权力巅峰。“直到邓小平非常意外地重新出现在舞台上，并开始进行大胆的改革发言，我们才真正感觉到我们脚下的土地正在发生变化，”夏伟(Orville Schell)说。他是一名杰出的记者和中国专家。
但正如中国人谴责美国人是“帝国主义流氓”一样，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欢迎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众来到美国土地也相当令人不安。当首个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时，在受到广泛欢迎之余，他们也面临着不满情绪。“有些人非常反共，他们对来自中国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感到非常不高兴，”白莉娟说。“在底特律科博中心举行的乒乓球队开幕式上，当中国国歌开始奏响时，突然在看台上约有10到15人站起来，开始喊叫，他们还扔出死老鼠。”“乐队继续演奏，我们的保安把他们赶了出去，演出没有暂停，继续进行，”白莉娟说。
美中关系瓶颈：台湾问题
尽管基辛格、尼克松以及后来的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都对中美关系表示乐观，但两国的关系似乎陷入瓶颈，障碍不仅是美国的反共浪潮。一些人认为，华盛顿在台湾问题上拖拖拉拉。台湾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中美交往的一个难解之结，这从中国乒乓球队的首次拜访中就可以明显看出。白莉娟称，在马里兰大学的一场表演赛上，有一大群台湾的支持者大声呼吁中国球员叛逃。
美国一直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盟友，尽管后来，国民党败退台湾，但美国一直与台北保留了关系。1976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当选美国总统。在当时，华盛顿和北京仍不允许互设大使馆，仅设有联络处。而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首批负责人之一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老布什(George H. W. Bush)。在20世纪70年代末，曾期望通过“静默外交”解决问题的卡特转而希望在外交上取得承认。但来自国会的压力意味着，如果他不向台湾自卫提供支持，他将无法完成这一计划。
然而，一度冷却的美苏冷战在这一时期再次加剧。在与莫斯科强烈对抗的情况下，美国与北京这个相对温和的红色政权之间加强关系变得更加重要。最终，在1979年1月1日，美国正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宣布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断交。华盛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已经说过，要特别注意确保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不会危及台湾人民的福祉，”卡特说。随着美国从台湾撤军，中国官媒热情洋溢地播报了中美建交的消息，而台北的很多市民却对美国的背叛深感愤怒。
邓小平访美
在1979年1月28日，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出人意料地访问美国，他受到了罕见的款待。在采访中，邓小平直言不讳地称苏联为“战争温床”。“当邓小平抵达华盛顿时，整个城市的人出来迎接和举行宴会，仿佛之前的历史从未有过一样，”曾全程采访邓小平访美的夏伟说。“它让人们觉得一切都变了，或者一切都将改变。”
白莉娟回忆起了当时一个特殊的时刻。她称，当时一名邓小平的私人摄像师十分高傲，超越了特勤人员设置的警戒和许可范围，而特勤人员礼貌地将她推到隔离线后，这引起了一场骚动。而这段争执在后来的一场中美记者间的聚会上获得象征性的和解。“我教了她《国王与我》(The King and I)中的表演词，”白莉娟说。“在午餐会上，她和我站在台上，宣布我们有一份礼物给特勤局，我们请在这方面最活跃的两个人上台。”“我和她向特勤们唱了那首‘开始认识你们，开始喜欢上你们’。最后在大家的拥抱和欢呼声中结束，”她说。邓小平访美的高潮在他抵达休斯敦附近观看一场牛仔竞技时到来。在欢呼声中，这位时年75岁的中国领导人欣然接过并戴上一个宽边牛仔帽，让现场观众和记者倍感意外。
中美开启交流时代
随着两国大使馆的开张，中美新关系的一个关键领域是教育上的交流。许多美国人开始赴中国学习语言和文化，而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则获得了赴美留学，学习美国先进科技知识的机会。当然，他们的努力也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回顾过去，美国给中国人这样的学习机会是错误的吗？“我认为这并没有错。在1980年代的那十年里，中国有可能——也许不能完全摆脱其旧的一党制和列宁制——长期上会有进步，在世界上变得更易解决，并减少与美国和西方的对立，”夏伟说道。20世纪80年代，中国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海量的纺织品和消费品进入了急于购买的美国。许多美国观察家希望，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将倒逼其改善国内的人权状况。
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也在1984年访问过中国，但在他的总统任内更关注与苏联打交道。当时，苏联迎来了新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正在开始自由化。与里根不同的是，老布什长期以来一直与中国密切接触。1989年2月，在其就任总统后不到一个月，他到访北京，受到邓小平的慷慨接待。两人进行了一小时的私人会谈。
六四事件与美国安顾问访华
但在北京，八九民运正在酝酿，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中共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当时，夏伟也在北京，他看到，越来越多的民主呼声令中共感到愈发警觉。从四月中旬开始，主要由学生构成的民主派抗议者开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经过多年的经济现代化，许多中国人希望政治改革能与之相匹配。就在此时，中苏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敌对状态开始解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历史性地前往中国访问。而抗议者们把他们的阵地放在了天安门广场，希望以此向北京施压。
在6月3日至4日的午夜时分，解放军进行武力清场，镇压了示威运动。时至今日，外界都不清楚有多少人在镇压中死亡，但当时的很多资料记录了枪声和血迹。美国政府谴责了中国的行动，停止了与中国的高级别沟通，并宣布对中国采取武器出口禁令。但在大屠杀的一个月后，老布什政府派出了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赴北京安抚邓小平。“邓小平为1989年的事而责备斯考克罗夫特，而斯考克罗夫特则非常温顺，甚至可以说懦弱地道歉，并表示我们真的希望这种关系能继续下去，”夏伟说。“我认为这确实表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这种想法所感染，即美国和中国确实需要保持接触，我们有一种近乎福音派的使命，要与中国保持联系，并不断试图推动中国走向更加开放和与西方更加一致的道路，”他说。斯考克罗夫特的北京之行似乎使中国政府感受到，美国人终将屈服于他们的要求。
克林顿与江泽民辩论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美国投资者在中国找到了前景广阔的新市场，而中国领导层利用外国投资来推动重大的经济改革，同时加强军事和科技建设，以抵御威胁政权的政治变革呼声。中国新任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似乎对西方文化饶有兴趣，并承诺进行经济改革。1990年代的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曾希望这也会导致中国社会内部的控制有所松动。
江泽民在1997年访问美国。此后一年，克林顿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华。在天安门广场上，中国军队用21响礼炮迎接这位美国总统的到来。谢淑丽在当时已成为克林顿政府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高级官员。她说，当时有很多幕僚认为，不能让总统去天安门广场，因为距1989年的血案不过数年。“克林顿总统说，不，我们必须表现出尊重。我们必须遵守他们的礼节，否则我们就不是好客人了，访问也没有意义了。”
两国领导人举行了一场直播的发布会。按照惯例，此类发布会往往是简短和按部就班的。但当克林顿用它来批评天安门镇压时，这变成了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公开辩论。“我认为，美国人民也认为，使用武力和惨烈的死伤是错误的，”克林顿说。江泽民把稿子放在一边，直接向他回击：“八九年的那场风波，如果中国不采取坚决的措施，今天就不可能有这样一个稳定的局面”。“如果你有很多个人权利，有些人可能会滥用它。但是，如果你因过分害怕个人权利被滥用，而大大限制了人们的权利，我认为这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克林顿反驳道。
入世前后与中美竞争
当江泽民准备交权给胡锦涛时，加入世贸组织(WTO)是北京必须达成的夙愿。一些人认为，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感到自己受到国际社会尊重的里程碑之一。当中国商品进入西方的贸易壁垒降低，西方产品和服务进入中国的壁垒也理应减少，但美国批评中国利用世贸规则限制了本国市场的开放程度。中国有时会辩称，这是由于其经济的巨大规模，还有人则表示，这是由于中国仍然是脆弱的发展中国家。
到2000年代中期，已经有迹象表明，竞争开始变得更加激烈。“我在政府里时，当中国政府做了一些积极的事情时，我们真的很高兴，我们觉得我们的努力成功地将中国推向了正确的方向。”谢淑丽回忆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中国搞砸时，华盛顿的人们开始欢呼。”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时任总理温家宝在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明确表示，中国将不再向美国学习有关全球金融体系的经验。观察人士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增长，这使美国意识到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即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有一天会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
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时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他发现，如果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中国仍然愿意合作。“时任美国财长的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说了一个精彩的故事，讲的是俄罗斯人如何与中国接触，劝说抛售美元，试图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伤害美国和资本主义。但持有数万亿美元的中国人说，我们不认为在现在这是个好主意，”佐利克说。
美中矛盾升级
中国对美国政府的态度已经转变。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作为总统曾三次访问中国，但两国都开始重新思考他们从这种关系中可以获得什么。“我认为，奥巴马可能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我在中国参加了奥巴马早期的部分行程，他真的置身事外，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夏伟说。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华盛顿在南海等问题上的做法日益引发中国不满。有观察人士认为，美国可能已意识到，中国已经决定发展自己的政治模式。
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自那以后，中美两国关系的变化急剧加快。罗伯特·佐利克曾在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以及其后多次与他会面。“(习近平)是一个有强烈自我意识和权力意识的人，他对中国的成就感到自豪。他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我认为，在经济改革的问题上，李克强总理等人可能更熟悉这一系列问题，”佐利克说。“当我看到习近平试图加强党在这个体制中的作用时，我并不感到惊讶，”他说道。
2016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上任，就对中美关系进行了富有民族主义的比喻：“我们不能继续允许中国强奸我们的国家……他们在抢走我们的生意，抢走我们的工作。”H.R.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中将在2017年至2018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在2017年11月，麦克马斯特陪同特朗普访华。这名历史学者出身的将军发现中国总理李克强也想给美国代表团上一堂历史课。
“这是为了让人们想起中国正在重新承担它在世界舞台上作为中央王国的应有地位。这确实是中华帝国昔日的辉煌，但他跳过了与中共有关的可怕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及该党在过去一个世纪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少痛苦，”麦克马斯特说。“会议的气氛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在一个大会议桌上，特朗普总统坐在李克强对面。总理有一种自鸣得意的语气，他本质上是在让美国知道他认为的美国在未来的角色，那就是承认中国的主导地位，”他补充道。
多年来，特朗普一直表示反对全球化，他在任内对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但他的目标并非仅有中国，而是WTO和他的前任。“我们所追求的那种接触并没有给中国内部带来尼克松总统所希望的那种变化。”2020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发表了拒绝尼克松遗产的演讲。“事实是，我们的政策以及其他自由国家的政策，使中国经济复苏，却只看到北京撕咬喂它的国际援手，”蓬佩奥说。尽管一些人认为中美关系的恶化始于奥巴马的南海政策。但麦克马斯特称，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实施了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最重大、重要和戏剧性的转变。
对华政策剧变
拜登打败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华盛顿的很多政策都发生了变化，但在中国问题上并没有太大改变。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和中国的实力正在重新平衡。自尼克松时代以来，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差距一直被掩盖起来，但从未消除。中国对香港和新疆的人权打压突显了这两个大国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从未真正解决的台湾问题上，这种差距尤为明显。
几十年来，双方都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辞。但现在，这样做的动机似乎少了很多。习近平已公开表示，必须实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中国军机则频繁出现在台湾防空识别区。专家们对于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看法却很不相同。“我认为中国的发展轨迹已经是更加开放的，并将继续更加开放，”谢淑丽说。
佐利克指出，尽管当今矛盾丛生，但从中国与西方在联合国制裁方面的合作到金融危机的处理，接触带来了成果。因此，他反对蓬佩奥对于当年尼克松政策的批评。“如果你看他的演讲，你会问，你对中国的目标是什么？除了政权更迭之外，其可能性微乎其微，”他说道。麦克马斯特将军则认为，中国从未真正想要实现经济或治理形式的自由化，因为“它把党对民众的控制放在首位”。“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不喜欢基于我们今天知道的情况对50年前的事做出判断。但我认为，我们至少很晚才认识到冷战结束后美中政策所基于的基本假设是有根本性缺陷的，”麦克马斯特说。
中国和美国也许有一天会重新成为朋友，但它们对世界的看法一直差异颇大。它们也是世界上仅存的两个仍在讲述自己的宏大故事的国家。它们可能征服世界，也可能突然崩溃。半个世纪过去了，尼克松的愿望能否实现，仍然没有答案。(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