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台湾纪念双十国庆节之际，你是否知道被两岸称为“革命先驱”和“国父”的孙中山，曾在伦敦有过一段被清朝政府秘密绑架拘押的遭遇。如果没有康德黎和孟生两位英国医生奔走相救，被扣押在清朝驻伦敦公使馆内的孙中山，会被秘密送回中国，恐怕人头难保。孙中山1896年在伦敦被扣押。15年之后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中华民国诞生。
1897年1月21日，署名为孙中山的《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一书出版。有专家考证认为，《伦敦蒙难记》虽署名孙中山，却是出自康德黎之手，但无论如何，这本书为当年发生的一切提供了第一手的信息。
孙中山伦敦行
1896年9月，29岁的孙中山在英国港口利物浦上岸，10月1日到伦敦。第二天他访问了与他在香港有师生之谊的康德黎医生(James Cantlie，1851-1926)。在康德黎医生的安排下，孙中山住进了伦敦市中心的格雷客栈。在此之前的1895年，孙中山策划的广州起义失败，他开始了多年的海外流亡生活。而伦敦有两位他在香港学医时的老师：康德黎医生和孟生医生(Patrick Mason)。康德黎和孟生是毕业于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的医生，都是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的老师。
孙中山被绑架
《伦敦蒙难记》中写道，“我经常拜访康德黎先生，实际上几乎每天都去，大部分时间在他的书房里度过。有一天午饭时他跟我说，中国公使馆就在附近，开玩笑说我可以去看看。但康德黎夫人马上说，‘最好别去，他们会抓住你把你运回中国’。我们听了这话都大笑了起来，完全没有想到女性的直觉会成真，而且我们很快就要经历这个事实。”书中还提及，孟生也曾提醒孙中山不要靠近中国公使馆，但孙中山初到伦敦，完全不了解康德黎的住所离中国公使馆非常近，也是他从客栈搭公共汽车去康德黎家必须经过的地方。
10月11日，星期天，孙中山约好康德黎一同去教堂做礼拜，在去他家的路上经过了位于波特兰路(Portland Place)的中国公使馆。这时有个中国同胞过来与他搭话，接着来了第二个同胞，盛情邀请他去家里喝茶叙话。“旁边紧连着那个房子的门打开了，我被他们半开玩笑半硬推进了门……当门很快在我身后关上后，我还一点都没觉得意外。”就这样，孙中山被清朝中国公使馆扣押下来。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记》中提到，他在公使馆内曾被当时出任中国公使馆参赞的英国人马卡尼(Halliday Macartney)审问，后经公使馆内一名英国佣人科尔(Cole)的帮助，才将自己被扣押的消息告知康德黎。
营救孙中山
康德黎医生在得知孙中山被绑架的一周时间内曾试图寻求英国内政部、外交部、警察局和媒体的帮助，但没有结果。最后伦敦《世界报》(The Globe)刊发的消息，对孙中山获释发挥了关键的舆论作用。10月23日，《世界报》报道说：“我们今天下午收到消息，昨天内政部收到的证词表明，孙中山被关押在中国公使馆，这些证词立即被传达给了外交部。因此，(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已向中国官员要求立即释放该囚犯。”
《世界报》还刊登了康德黎医生的证词说：10月17日星期六晚上10:30，我从一个可靠消息来源得到消息：孙中山被囚禁在中国公使馆，几天后他将被送回中国。在中国他肯定会掉脑袋。我立即去了哈雷广场3号马卡尼爵士的房子，但房子上了锁，在路上值班的警察告诉我他们已经离开六个月了。我于是去向警察局报告此事。由于没有得到任何即时的帮助，我就去了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局)，把这件事交给了当局。在英国政府和舆论的压力下，孙中山于10月23日被中国公使馆释放，前后共13天。普遍认为，在伦敦的这一遭遇是孙中山的重要转折点，因为这一事件使未满30岁的孙中山成为国际名人。
康德黎与中国
《世界报》在1921年结业。营救过孙中山的康德黎医生之后一直继续支持他的革命。1912年，康德黎出版了《孙逸仙与中国的觉醒》(Sun Yat-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一书，介绍中国的情况。1922年，孙中山出版英文著作《中国的国际发展》(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并在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最尊敬的老师和无私奉献的朋友——康德黎医生及其夫人。他们曾经救过我的性命。康德黎一家与中国的关系在康德黎医生1926年去世之后一直延续至今。他的儿子肯尼思·康德黎(Kenneth Cantlie)是火车工程师，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应邀在1929年作为顾问参与中国的铁路建设。他设计的 K7 蒸汽火车头直到1970年代才从中国铁路线上退役。
如今在英国约克的国家铁路博物馆(National Railway Museum)里，有一台K7火车头。这是1981年中国政府专门海运到英国再通过公路运到约克的纪念品。当年伦敦波特兰街49-51号扣押孙中山的清政府驻英公使馆馆舍，曾是民国政府驻英大使馆，现在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自民国政府至今，馆内一直设有孙中山伦敦蒙难纪念室，其中如今有两尊雕像，孙中山和康德黎。1970年，阿伯丁研究生医学简报( Aberdeen Post-Graduate Medical Bulletin)上曾经刊登了对《伦敦蒙难记》的评论文章。文章写道：“人们不禁会想，当年如果不是阿伯丁大学毕业的两个医生努力解救了某个中国医生，当今世界的局面会有怎样的不同。”(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