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基地”(Al Qaeda)在美国发动自杀式恐怖袭击，劫持民航客机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导致近三千人死亡，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不到一个月，美国开始空袭阿富汗，试图推翻包庇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从此开启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从“911”后美国的反恐行动中看到契机，寻求改善原本紧张的双边关系，得以争取到“关键的十年”迅速提升国力，成长为有能力挑战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新兴超级大国。而与此同时，美国深陷反恐泥潭，耗费了巨大资源，客观上放松了对中国崛起的警惕，疏于对中国战略围堵。美国总统拜登不久前的讲话或许是对这一“此消彼长”做了最痛彻的诠释。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拜登总统在发表全国讲话时说，“在这场竞争中，中国和俄罗斯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国在阿富汗陷入另一个十年。”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亚洲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认为，美国将大量外交、情报和军事资源用于反恐；而来自中国的实质威胁在2009年至2010年间开始呈现。“但我认为，在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方面，美国的反应很慢。部分原因是由于聚焦反恐，但美国也确实低估了北京的野心和能力。”
“机遇之门”
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袭击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当晚便致电布什总统，向美国和遇难者家属表示同情，并谴责“所有恐怖主义暴力行动”。分析认为， 这一举动并非一时冲动，背后是严谨的战略判断，因为北京很可能已经意识到，一道机遇之门倏然打开。就在几个月前，美中关系还因海南岛撞机事件陷入僵局。4月1日，一架美国海军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执行任务，中国解放军派战斗机拦截，其中一架与美机碰撞并坠毁，双方就责任归属争执不下。愤怒的布什在4月底放出狠话称，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此话一出，震惊各界，两国顿时剑拔弩张。
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并非单一事件造成。早在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就让中国意识到有必要建设一支现代化军队，以抵御美国可能带来的威胁；1995年和1996年两次台海危机，以及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遭到美军轰炸，都让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在这种背景下，布什在2000年竞选期间批评上届克林顿政府对中国过于软弱。他还称中国并非“战略伙伴”，而是“战略竞争者”。
甫一上任布什总统就批准了一项5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是自十年前老布什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售。除此之外，小布什政府还批评中国“不断攻击”宗教自由。他还于2001年5月在白宫会见了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触碰了北京的敏感神经。这一系列举动表明，在当年的时空里，白宫的一些鹰派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不过，他们尚未与同行就如何围堵中国达成广泛共识，“911”恐怖袭击就迫使美国将对外政治重心转移到别处，包括在反恐方面争取北京的支持。
从高层互访到民间交流，美中双方在“911”事件后半年中频繁往来，两国关系似乎迎来了建交以来的“新春天”。“911”事件发生后仅仅一个月，美国民众还没从悲痛与恐惧中走出来，布什总统就出访中国，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此时，布什总统不再将中国称为“战略竞争者”，而表示将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几个月后，布什总统再次访问中国，与江泽民主席就双边、区域和全球性问题进行广泛讨论。次年，胡锦涛副主席和江泽民相继访问美国，就反恐、人权、导弹防御等问题与美方高层对话。美中外长级别的磋商也定期举行。“911”事件发生后不到半年，两国就同意在经济、贸易、能源、科技、预防艾滋病等多个领域展开合作。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学者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在911事件后投书《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期刊指出，“911”事件带给美国的改变是，美国在界定与中国相关的利益时更加专注和有原则。他写道：“在与北京打交道的过程中，华府很快学会了少而精的道理，并且用国家安全这一滤镜审视轻重缓急。这是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从未有过的政治原则。”因此有了“911”事件后美国对中国态度的一些转变。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兰普顿说，“北京的精英们看到了改善关系的机会，但得以改善的程度是十多年来从未见过的。”
短暂的中美合作
“911”事件后，在紧迫的国家安全威胁面前，美国呼吁世界各国在反恐问题上与其合作。2001年，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上支持美国推翻塔利班政权。北京后来还与华府分享有关恐怖主义网络的情报，并在边境地区与美国合作阻断恐怖主义团体的资金。尽管有质疑声认为，中国可能借助反恐加强对新疆少数民族的镇压，但在“911”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年，美国便宣布将新疆维吾尔族武装分子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许多研究新疆的美国学者当时反对这一做法，他们认为，该组织中的一些成员是恐怖主义者，但并非整个组织都是。
葛来仪2002年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利益》(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的一篇文章中指出，“911”恐怖袭击和布什总统随后发出的结盟打击恐怖分子的呼吁，为北京和华府提供了“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再没有过的有限度的安全合作新框架”。她还说，国际社会对反恐的关注为北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打击新疆吾尔族激进独立运动的行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容忍。同时，反恐运动还使中国提升了“负责任的国际参与者”的形象。
葛来仪近日在BBC中文的访问中指出，美中关系的积极转向实际从“911”袭击之前就开始了，“911”事件为两国进一步合作提供了契机。她说，“海南岛撞机事件让两国政府认识到了对抗的负面后果和风险。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2001年7月底访问北京标志着两国关系的转折。而江泽民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立即给美国打电话，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美国认为两国有共同利益，保持与中国接触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决策，让美国受益。不过葛来仪认为，美国的反恐需要以及后续的美中合作对这一总体评估“只起到很小的作用”。
“关键的十年”
“911”事件后的几年里，美国将反恐视为外交政策的重头戏，发动中东和南亚两场战争，花费巨大。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仅2010年至2012年期间，美国一度有超过10万名士兵驻扎在阿富汗，这期间的战争成本增长到每年近1000亿美元。根据美国国防部统计，从2001年10月到2019年9月，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支出总额达到7780亿美元。除此之外，还有2300多名美军士兵在战争中死亡，2万多名受伤。
卡塔尔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 in Qatar)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阿纳托尔•列文(Anatol Lieven)曾发文称，美国的政策重心和巨大资源被转移到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国土安全上，而且，军事开支主要用于陆军和反叛乱，而不是海军和空军——这些部队本可以在沿海地区挑战中国。有分析认为，美国在反恐上的投入使其客观上放松了对中国崛起的警惕，放慢了对中国的战略围堵。而中国则抓住了这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利用较为稳定的国际环境来自我壮大，实现了令人惊叹的经济腾飞和军事建设。
列文教授将“911”后的十年称为中国“关键的十年”，与美国的反恐相比，中国在这段时间里集中于自我发展。他因此称，“全球反恐战争的显著胜利者似乎是中国。”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经济全球化的大门随之打开。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中国GDP从2001年的4.7万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23万亿美元。美中贸易逆差也在中国“入世”后持续增大，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2001年的830亿美元飙升至2018年的4192亿美元。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经济总量可能会在10年左右超越美国。
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使其有能力改变全球经济格局。2013年，中国推出建立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意图链接整个亚洲大陆和中东、非洲和欧洲的经济建设。同时，一些亚洲国家与中国的贸易紧密挂钩，不得不谨慎考虑与美国开展重大安全活动可能带来的后果；它们逐渐意识到，国家的经济前景深受中国政治决策的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国力的上升，中国军事扩张愈加明显。根据美国国防部定期发布的中国军事力量报告书，2001年，中国在台湾对面部署了350枚短程弹道导弹。到了2018年，中国已有长中短各式弹道导弹2,000枚左右。中国还追求“世界上最活跃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项目”，从2010年至今，中国共进行了五次陆基中段反导试验，该试验旨在遏制核子大国对中国进行核子打击。
合作迷思？
时间一晃过了20年，中国成了美国的“头号敌人”。美国政要内部有成共识，要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反观过去，美中之间在“911”事件后出现的短暂互动及反恐合作并没有减缓两国在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深层矛盾。并且，两国在台湾、人权等方面的分歧依然尖锐，如今冲突还扩大到贸易、军事、科技等多个领域，令不少专家惊呼“新冷战”到来。
美国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 of Miami)政治学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在接受BBC中文的访问时说，美中两国在“911”事件后的态度转变只是表象，彼此之间的矛盾长久存在。金德芳引述媒体报道称，911事件发生时，有一批中国学者在美国参与国务院管辖下的重要交流项目“国际领袖人才参访计划”(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他们在看到双子塔倒塌时欢呼雀跃。“你觉得这留下了什么印象？”她反问。“连对中国极其宽容的国务院都立即决定把他们送回去了”，金德芳说。
不仅在美国，在中国的一些民众也在纽约世贸大厦倒塌后鼓掌欢呼。当年中国人的反美情绪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国注定不会仅仅因为短暂的反恐合作而消除对彼此的猜忌。金德芳还说，中国担心，美国的全球反恐行动只是个幌子，用来掩盖“将触角伸向世界各地”的真实意图。“(中国的)军事增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对抗美国所谓的‘扩张的触角’。”如今，美中在反恐方面的共同利益也明显减少。2020年10月，美国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从国际恐怖组织中除名，称十多年来没有该组织存在的可信证据。北京表示强烈抗议。金德芳认为，将“东伊运”除名的事件也表明， “911”事件后美中的密切互动不过是“短时间的姿态，是无力的，并不表示会持久下去”。
错失良机？
受访专家认为，20年后的美中力量转变并非由反恐这一单一原因造成。越来越多美国学者开始反思，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美国自己也犯下一个历史错误。金德芳说，反恐与遏制中国“并非只能二选一”，美国同时在做这两件事，只不过遏制中国的力度始终不够。她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华府的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在融入了经济全球化之后，终将变成一个政治自由的国家；这种认识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华府)将焦点转移到了反恐，而是中国当时看起来不是什么大问题。”
金德芳指出，从2010年开始，即习近平上任之前的两年，中国才变得更加具有威胁；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美国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应对中国。她举例说，当年发生的两件事说明了中国在宣示自己的实力。在南中国海议题上，中国首次宣布南海主权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并在下半年频繁演习，包括首次环海南岛海上实兵演练。同年9月，在中日两国拥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中国的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部的船只相撞。中国政府罕见地数次传召日本驻华大使，严辞宣示主权。再将时间往前推两年，2008年8月，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国际形象大幅提升。几乎同一时间，全球金融危机浮现，美国经济损失严重，而中国受到的影响不大，令不少中国观察人士欢呼，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战胜了西方的“利伯维尔场”经济模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与日俱增，领导人也愈加自信。“我们低估了中国。我们原以为中国可以和我们合作，”金德芳说。那么美国是不是失去了应对中国的最好时机？金德芳表示赞同，她认为从老布什时代就应该意识到中国崛起会对美国构成威胁。越来越多美国学者和政界人士有同样的反思。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刚出版的新书《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中说，中国从90年代起就开始实施一项自主发展、削弱美国势力并逐渐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的“大战略”。这与金德芳所说的老布什时代是吻合的。此观点一出，引发热烈讨论。一些前美国政界人士，包括克林顿时期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都开始对当初坚定认为的中国是“开放而可塑的”观点进行重新审视。
“911”事件拉开了美国全球反恐的序幕，期间美中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20年后的今天，当成百上千绝望的阿富汗人在首都机场追赶一架即将起飞的美国空军运输机，有人甚至拼命攀上飞机以致从高空坠落，这一画面传遍世界，印证了美军从阿富汗撤出的狼狈。著名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直言，这反映出 “美国时代的终结提早到来了”。金德芳也认为美国在阿富汗撤军中受到了羞辱，但她认为，这并不表示美国时代的终结。 “美国在1975年从西贡撤军时，有人说了同样的话，但美国时代并没有终结”。“中国现在可能太过乐观，而在大国博弈中，你永远无法预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说。(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