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位现实中的造梦者，也是一位善于让梦想成真的普通农民。在田野山林之间，在春种秋收的轮替之中，他把中国式农民传统而又本真的生存方式呈现出来，让我们这些浮躁的年轻一代心里有了一块干净的栖息地，也让孙辈们理解了一种生活着的农业文化。他不仅用平时的一餐一饭让四季流转与节气更迭重新具备人生的真谛，而且还让我们看到“劳动”所带来的勃勃生机。
其实父亲的伟大和艰辛远比我想象的要沉重的多。因为我知道他成功的挣脱了落后的枷锁，可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能否可以成功，也不知道自己坚持是否有意义，甚至不知道自己可以成功，要用多少年可以成功。他抱着一腔热血，每天都把自己的汗水挥洒在贫瘠的土地上。夏天的太阳数次让他中暑晕倒，冬日的寒气也曾冻坏他的手脚，可他从来都不轻易放弃。即将收获的粮食再重，他都不会觉得累，因为那是一份活着的希望。
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夫妻的一生都是活在相互的指责与埋怨当中的。男人觉得女人不够大度，永远学不会理解与支持；而女人那颗脆弱与敏感的心，始终觉得“生不逢时”。他们之间真正的和好是在生离死别。在母亲辞世的那一晚，父亲用诚恳的话语肯定了她多年来对家庭的无私奉献，而母亲在听到满意的答复后，开心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有一段时间内，父亲的心里被人为的添加了一种叫做自暴自弃的调料后就变了味道。觉得他做什么都应该被包容，甚至是有一种可怜的错觉在里面，但我们看待问题应该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加入一丝的感性。挫折教育是一种精神鸦片，它淡化了人们对于自身苦难的思考，很容易让父亲这样的农民觉得吃苦受累是一种理所应当，进而会减弱他们的反抗能力，这也是一种奴役人的方式，它比肉体奴役更残酷，因为它会直接摧垮一个人的思想，使得人们如僵尸一样盲目的活着。
我们中国社会几乎每间隔两三年就会发生一次大的灾难。而每次灾后，都会出现许多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说“再大的灾难都难不倒中国” ；有的人说“多难可以兴邦” ；还有的人在救灾当口推行一种“灾难成功学”，更有的人私下说“灾难是裁减人口的得力工具”。而父亲在灾情发生时，一方面在心里为那些无辜的人默默祈祷，另一方面陷入深深的思考当中。他一直就觉得灾难就是灾难，没有什么美化的，它不宏大抽象，也不虚无缥缈，是每一个鲜活的人遭遇的每一件不幸的事，带来的每一次痛苦的挣扎、绝望的呼喊，以及死亡。
说“中国是不可战胜的”这样的话，是基于一种极度麻木冷酷的价值判断。在这种自以为政治正确的价值观里，没有老百姓，只有国家。在这种价值观里，生命只是数字，只要不归零，问题就不是很严重。讲透彻点，这种灾难美化论，最大的危害就是迷惑人心，还会淡化公众对人祸部分的追责。灾难是难不倒中国的，可人祸能。只要任何一场灾难里有生命的消亡，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是实实在在的苦难，丝毫找不出一点点可以引以为傲的地方。
我从父亲几十年的艰难坎坷当中，感悟到一个很深刻的人生道理：我们中国是一个潜规则横行的社会，仅有少部分人能幸免于难，他们既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最大的受益人。而我们绝大多数人为了能苟延残喘的活着，不得不违心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比如，为了省力会在工作当中敷衍了事，甚至是偷工减料。有时候我们所干的事情会跌破公众的道德认知底线，几乎百分之八九十的突发事件背后都有人祸，而天灾仅仅只是一个诱因而已。事实上，许多潜在的危险一直都客观存在着，只不过官方选择了漠视它、压制它，甚至是淡化它，而从来就没有好好的疏导它、解决它，这也是在中国社会事故频发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如果说，对一个贫穷家庭来说，父亲的意志很大程度代表了家庭的意志，那么，当他这位头脑睿智、吃苦耐劳的旧式农民，回望他所走过的人生历程时，那是一个被艰难扭曲的苦难灵魂，在田野里久久注视着庄稼的播种与收割，做着一个永不熄灭的现代梦，却最终未能理解农业文明的本质——基于普遍贫困的专制主义。父亲这位坚毅的舵手，在残酷而又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引导着我们的家庭逆流而上、乘风破浪，然而这只怪物般的巨轮，总是利用汹涌的波涛把他裹挟在生活的背面。(文/潘振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