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Isabella M. Weber著作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The Market Reform Debate
看一个西人谈中国经济改革，笔者原初真没有抱多大希望，究竟自己是在那个年代那个过度成长过来的。但是，好不容易收到麻省大学教授Isabella M. Weber的新书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The Market Reform Debate，翻开几页竟然就让笔者再也放不下，觉得角度很特别，观点也很新颖和客观，让笔者刷新不少认知，在此鼎力推荐。
众所周知，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方式。林毅夫等曾将中国改革的特征归结为“做大蛋糕”、“增量改革”、“试验推广”和“非激进改革”四个方面。到了新世纪之初，国际主流社会对中国改革及未来发展的关注和判断也从“中国崩溃论”转向“中国威胁论”，并且试图归纳西方角度的解释。比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将中国改革之后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归纳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三个方面，并冠以“北京共识”。随后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挑战下，“中国模式”已成为西方社会热炒的对象。
而笔者在仔细阅读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一书之后，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印象十分深刻，与大家分享。
第一，中国经济改革有其历史基础
在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一书中，作者介绍了《盐铁论》(Salt and Iron Debate)一书。老实说，在此之前笔者还真不知道《盐铁论》为何物？根据网络介绍，《盐铁论》是西汉时期的一本政论性散文集。由西汉桓宽所著。西汉后期政论文集。原为汉昭帝时盐铁会议的文献，后经桓宽整理而成此书。桓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并加上与会儒生朱子伯的介绍，将其整理改编，撰成《盐铁论》。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记述了会议正式辩论的经过及双方的主要观点。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写会后双方对匈奴的外交策略、法制等问题的争论要点。最后一篇是后序。
《盐铁论》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由于《史记》对桑弘羊的记述不够完备，《汉书》又未立专传。《盐铁论》因有桑弘羊的对话，可补此不足。《盐铁论》的议论从实际出发，针砭时弊，颇中要害；语言简洁流畅，浑朴质实。另外《盐铁论》采用对话体的写法，并且各篇之间互相联系，在古代散文作品中是很少见的。郭沫若称它是一部“对话体的历史小说”。
均输和平准是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8年)，其最初目的是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调剂物价的两种措施。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收入。平准则是官府负责京师和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
书中的御史大夫即桑弘羊，站在封建中央政府的立场，强调法治，崇尚功利，坚持国家干涉经济的政策，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重大政策措施采取坚决维护的态度，认为它“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佐助边费”，又有发展农业生产,“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的作用，因而决不可废止。他在为盐铁官营等政策辩护时，全面地提出了他对工商业的看法。他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思想，认为工商业在人民经济生活中是不可少的，人民生活所需的“养生送终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所以，他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商交易，以利本末”。
《盐铁论》的作者桓宽，服膺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站在反对桑弘羊的立场，但他把盐铁会议辩论双方的思想、言论比较忠实地整理出来，因而使《盐铁论》这部著作，不仅保存了西汉中期较丰富的经济史料，也把桑弘羊这一封建社会杰出理财家的概略生平、思想和言论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特别是西汉经济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著作。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可以感受到《盐铁论》思想的痕迹。
第二，上山下乡运动助推中国经济改革
上山下乡运动(简称上山下乡)，又称下放插队、下乡插队、插队落户、插队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政治运动，发生于1950年代至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高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到农村去定居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理论上是为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学术界对此次运动的评价较为否定，但各界评价也存在一定争议。
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后，中国各个领域一片大乱，政府机构瘫痪了，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领导成了敌人，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了武斗，用上了真枪实弹。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学生相对单纯，在被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工具后，无所事事的红卫兵已经成了被利用的破坏力量。当权者必须尽快对红卫兵做出处理。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很多工厂处于停顿状态，城市已经无法安置连续三届2000来万毕业生就业。如果让他们仍然滞留在城市，又无法继续学业，后果肯定是严重的。
从当时的现实情况考虑，上山下乡在客观上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把这些学生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之中，也就消除了红卫兵的破坏力；上山下乡虽然国家要给与一些补贴，但是那也比在城市就业的成本低得多，因为大多数知青是不拿工资的。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屯垦戍边”，都是施加在学生身上的政治压力。试想学生真需要再教育，城市的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是更好的老师吗？农村本来就劳动力过剩，让农村青年去屯垦戍边，即有利于解放农村劳动力，也有利于农垦事业。上山下乡的动机就是为了解决2,000万学生的就业。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底，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决定在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提到，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传。在农村生活多年之后，他们对农村的认识，促动他们在返城之后，为改善农村生活和生产作贡献成为许多人的心愿。这可能也是中国经济改革是从实现农村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原因之一吧！事实上，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他们通常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第三，中国经济改革赵紫阳功不可没
1938年2月赵紫阳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滑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中共豫北地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中共冀鲁豫边区地委书记，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任桐柏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南阳地委书记兼南阳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时期遭迫害，此后担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赵紫阳于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先后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在任期间，他参与启动和领导的改革运动为中国大陆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除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外，他还积极提出并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因公开表示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而招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李鹏等人的不满，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仅保留党籍，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6年，于2005年逝世。
在中国经济改革初始，真正在河里“摸石头”的是赵紫阳、万里等一批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流行的民谚“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便是例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由于有了象赵紫阳、万里那样身手不凡的闯将，在社会基层的实践中敢作敢为的去“摸石头”，才一步一步摸索出一条路子，才能形成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乃至于后来完成市场化转型那样一种势不可挡的大潮流来。在这种态势之下，邓小平也不得不对外公开承认，“天塌下来由胡耀邦、赵紫阳顶着”。
赵紫阳在决策过程中倚重智囊人才的参谋作用，最为有名的莫过于他所看重的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System Reform Institute)，是他政治运作一大举世皆知的特色。他不但听取党内专家的意见，也注重党外专家的建议，同时还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与国际上的知名学者保持接触，倾听他们的批评意见，或者主动向他们征询意见、交流看法。这方面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在陪同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主佛里德曼教授，在与赵紫阳讨论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所发表的报导，曾经对赵紫阳对现代经济学的理解有过极高的评价。这让赵紫阳能够及时了解到当今世界最尖端人才关于中国发展的见解主张，从而使得赵紫阳自身对中国现实的判断，站立在一个中南海的后任者迄今为止都不易超越的境界。在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一书中，作者关于赵紫阳的所作所为与所想着墨不少。
第四，沿海发展战略是赵紫阳的一步大棋
1980年代，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并未彻底开放为市场经济。政府在这一时期实行价格双轨制，即有些重要物资除了按供求关系调整的市场价格外，会用特定的低价格提供给指定企业，做为计划供应。因为生产力不足然而需求量大，导致市场价格非常高。而在这套制度下，同一种物资的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之间的差价十分大。于是掌权的官员利用他们可以调拨物资的行政权力，占有计划物资并将其转到市场高价出售，称为“官倒”。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官倒实际是利用特权谋取利益，有失公平分配，损害公众利益。但从整体社会经济来看，这种竞价方式实际上可以将稀缺资源分配到最有需求的部门(价高者得)。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官倒虽有谋私利的问题，却也同时为整个社会创造了价值。若不能根据市场需求浮动物价，实际会造成供给资源的大量浪费，造成有价无市与不良的生产配置，买家也将无法交易到急需要的商品，等于是官与民同受其害。官倒能够谋取私利的根源，是因为价格双轨制违反了一价定律。官倒在这一政策下的低效率市场中会必然出现，且很大程度矫正了它的低效。随着中国经济体制逐步改革完成，单一市场价格得以实现，这一现象也自动消失。
从1980年代末开始，“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成为中国政府鼓励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出口创汇之政策的代名词。提出过程如下：1987年3月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提出：“要使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逐步形成外向型经济。”同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则进一步确定，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要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1987年11月国务院总理和代理总书记赵紫阳在苏、浙、沪考察指出，“沿海地区具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加上内地资源的支持，完全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依靠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经济，这样既可以促进沿海地区的发展，又有利于让出国内市场给内地，带动内陆地区的加快发展。”这可以视为次年2月6日中央政治局第四次会议正式提出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
为组织实施沿海发展战略，1988年3月4日国务院又在上海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会议，对贯彻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作了具体部署。会议认为：“贯彻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关键是必须把出口创汇抓上去，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保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会议还对如何具体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联系到当时外汇储备紧缺的背景，就可以理解中央政府在贯彻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时为什么一再强调，“关键是必须把出口创汇抓上去，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保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
颇为庆幸的是，尽管中国政局在1989年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纵观赵紫阳的政坛表现，他的的确确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领导中国社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不但由当时开始见到成效的、当年由他领导制定的各项改革开放政策措施，提供充分的证据；即便是后来遭到封存的许多被当时发生“不正常情况”而搁置下来的“流产”的方案，也因为他的远见卓识而并未过时，并被继任者拿出来运用。最为典型的就是在中共“十四大”通过了确立市场经济的路线、价格改革、金融改革催生资本市场的发育，让中国走上“一条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中国经济才有过去30多年的长足长进。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西方集团，大家能够客观地认识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发展，这对世界来说都是好事！究竟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而中国的发展必将融入世界！“老死不相往来”的“闭关锁国”不应是中国的政策，也不应是西方集团的政策，乃至不应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在这里，笔者再次向大家推荐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一书，让你重新认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