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病毒肺炎至今，疫情已经蔓延到世界近200个国家，40万人确诊感染，近2万人死亡。武汉，经过史无前例的封城抗疫措施之后，终于控制住了疫情。中国政府已经宣布，武汉将在4月8日解封。而在世界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政府正在步中国的后尘，采取封城、隔离等严格措施。然而，从中国对武汉采取严格防疫措施开始至今，外界对中国的做法经常听到的一个形容词是Draconian，即德拉古式的、极为严苛的意思。
3月24日，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韩国的抗疫经验时写道：韩国与中国是压制住新感染病例上升的仅有的两个国家，但是韩国没有像中国那样采取德拉古式的严苛措施限制言论和人员流动，也没有像欧洲和美国那样采取损害经济的隔离措施。同一天，英国《卫报》在评论中国美国抗疫作用的社论—受灾的世界没有领头人—一文中称：尽管中国在疫情爆发后采取的德拉古式的严苛措施似乎至少在目前控制住了病毒在中国内部的传播，应该也为其他国家争取到了准备的时间，但中国当局掩盖了武汉爆发的疫情，压制那些试图提醒人们注意的吹哨人，让新冠病毒在内部传播之后又扩散到海外。
那么，德拉古式究竟是怎样的呢？德拉古又是何许人也？德拉古(Draco)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雅典。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对他的生平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出身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时值古希腊刚刚开始创建法律体系的萌芽阶段，德拉古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为古雅典人制定了一套完整法律 —《德拉古法典》。这也被认为是雅典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德拉古作为贵族会议授权的法律制定者，在撰写这部法典时处处维护贵族的利益。然而，这套法典极为残酷，许多轻罪被重罚，例如盗窃、懒惰等罪行，依法判处死刑等，以致有种说法称，德拉古的法律不是用墨水写成，而是用的鲜血。
德拉古严酷的法律并没有解决古雅典深重的社会矛盾。不久，德拉古的法典被继任者梭伦基本废除，只保留了其中有关谋杀等罪行的很少部分。但是，德拉古作为欧洲历史的一部分融入语言文化。德拉古式(Draconian)被用来形容严酷的法律或者法律裁决，而且逐渐放弃了原本的大写拼法，演变成一个充满贬义的形容词。在《牛津字典》中，德拉古式的解释是：极度严酷；而这一形容词通常指当局或统治者所实施的政策或措施。
时至今日，被形容为德拉古式的法律或者措施，常常让人联想到侵犯隐私人权、扼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甚至有独裁、专制和反民主的嫌疑。这或许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在全盘照搬中国抗疫经验的问题上心存迟疑的原因之一。更何况国情不同，要照搬中国抗疫模式的风险也不同。《澳大利亚人》报发表的抗疫评论文章呼吁：在执行德拉古式法规的时期请维护澳大利亚特有生活方式。文章认为，每一次听到政府宣布新的对自由的限制措施，就忍不住担心，因为人们要经历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状态下当局收紧控制开始监控。
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3月23日晚间向全国发表讲话，呼吁民众采取更严格的隔离措施后，《每日邮报》政治事务编辑詹姆士·塔斯菲尔德写道：首相终于被迫采取德拉古式的措施。在中国疫情得以控制，内部感染病例几乎为零，各行各业准备恢复正常的抗疫胜利中，中国政府以及官媒大力宣传自身抗疫模式多么成功并期待外界的复制。不过评论人士认为，西方社会对德拉古式的严酷立法和政府限制公民自由的措施行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警惕：疫情当前不得已而为之，疫情过后人们感恩的将是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守望，赞颂的是民主制度所赋予的言论自由和信息透明，而绝不会是实行德拉古式极端措施的政府和领袖。(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