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我在莫斯科与《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Russia in Global Affairs)主编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Fyodor Lukyanov)进行了一场发人深省的对话。他提到英国现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主张的“自由主义脱欧”时放声大笑起来。从俄罗斯的角度看，英国脱欧就是对自由主义事业的野蛮打击，认为不是这样的想法显然看上去很荒谬。
关于约翰逊及脱欧者们–从任何角度–是否可以自诩为“自由主义者”，这一问题已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卢基扬诺夫当时的反应证明了该问题具有国际意义。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见证了欧盟和奥巴马(Obama)政府所拥护的自由国际主义遭受双重打击：先是英国投票脱欧，接着是不久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
民族主义浪潮在西方之外同样波涛汹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承诺，与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如出一辙。在俄罗斯，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总统满口都是让俄罗斯再次伟大。印度也一样，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也承诺要实现印度文化和民族的复兴。
新民族主义者有时称他们的敌人是“全球主义”。他们抱怨说“全球化主义者”是自私自利的国际精英，一心要消除国界和民族文化。许多自由主义者(包括我在内)都拒绝“全球主义者”这一标签，认为这个标签毫无意义且用心险恶，因为它往往会衍生出关于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或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的阴谋论。
另一方面，许多自由主义者也认为民族主义是他们的敌人。民族主义者对主要民族或主要宗教团体利益的注重，往往是以牺牲传统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个人和少数群体的权益为代价的。这一趋势的最新例子在印度，莫迪政府刚刚通过了一项有关难民权利的法律，该法律歧视穆斯林，优待非穆斯林，它激起的愤怒在德里等地引发了骚乱。
印度不是唯一一个试图将一个公民群体的权益置于其他群体之上的民主国家。在以色列，上一届内塔尼亚胡(Netanyahu)政府通过了“民族国家”法案，正式将以色列定义为犹太民族国家。该法案受到了国内外的批评，批评者称该法案让以色列阿拉伯人沦为二等公民。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是匈牙利民族的权利的捍卫者，他修建隔离墙将难民挡在墙外，并宣称“自由民主的时代已经结束”。欧尔班被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特朗普曾经的首席战略家–誉为英雄。
以今天的角度看，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显然是敌人。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近至1989年，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还是盟友，曾共同促使苏联帝国瓦解。在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家，对民族自决的需求与对自由主义自由的需求紧密相关。
30年过去，中欧一些新的民族主义政府现在将自由主义视为民族自决的敌人。部分是因为自由国际主义试图将自己的一些核心思想写入国际法和公约中，例如难民权利、法院的独立性，以及贸易和投资自由。
对于欧尔班或波兰法律与公正党(PiS)领袖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等保守民族主义者而言，这种自由主义的制度化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限制了民族国家的政府进行重大变革的能力。伊万•克勒斯特夫(Ivan Krastev)和斯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在最近出版的新书《The Light That Failed》中解释道，中欧民族主义者拒绝自由民主是因为它“仅提供暂时的胜利。它剥夺了选举获胜者获得全面和最终胜利的机会。”
这些由国际法施加的限制在欧盟内尤为严格。脱欧派一向认为，英国只有离开欧盟才能重新掌控自己的移民政策–欧盟的法律要求必须接受欧盟内人员自由流动。正是这些对国家行动自由的限制，让约翰逊可以鼓动英国“夺回对我们的法律、我们的钱和我们的国界的控制权”。对于约翰逊这伙人而言，英国脱欧之所以是一项自由主义事业，很大原因是它赋予了英国重新掌控其国家民主的权力。
许多人会继续认为约翰逊以自由主义者自居，要么是明显的虚伪，要么是自我认识不清。但现在他有五年的执政时间来证明这一自我定位。到目前为止，正反方向的证据都有。在国际舞台上，从他的过往历史看不出他打算全面实行新的民族主义方针。例如，他对气候变化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持“自由主义”立场，支持国际条约和机构。但在国内，约翰逊的追随者正发出令人担忧的声音，要求取得对英国广播公司(BBC)和法院的控制。
但一切都尚无定论。在接下来的五年中，约翰逊将有机会证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不一定是矛盾的。希望他能抓住这个机会吧。(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