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属于那种对心灵鸡汤反感的新人类，你应该立马买本黑石集团创始人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的新书《成功的必要条件》，也可翻译为《不惜一切》，既是回忆录，也是“任何领域成功的兵书”。这本好看又营养的书的副标题是“追求卓越的经验”，从头到尾绝对不因为对“优秀”“卓越”的执意追求有任何歉意，书末甚至罗列了25条励志的人生准则。在他充满光芒的华尔街历程里，你可以看到他的野心、挫败、积极和优雅。
1985年苏世民与长他21岁的老同事彼得•彼得森分别拿出20万美元的资金，共同创立了黑石集团。2007年6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目前黑石管理5450亿美元资产，是美国规模最大的上市投资管理公司之一，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独立另类资产管理机构之一。根据福布斯的实时数据，苏世民的净资产在今年11月27日为186亿美元。而根据报道，苏世民在慈善事业的捐赠超过10亿美元，尤其关注教育领域，他促成的项目包括：在麻省理工学院创建专注人工智能的计算机学院，在耶鲁大学建立首个学生联谊和表演艺术中心，在清华大学创立苏世民书院，在牛津大学设立联系人文学科与AI跨学科研究的苏世民人文中心，以及对有地标性的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翻新计划。
耶鲁本科毕业、哈佛商学院MBA的苏世民认为“教育是通向更美好生活的通行证”，他的教育志业横跨欧美亚三洲，使他成为中国教育国际化的一个标杆性人物，在中国的影响力日增。对于国人来说，黑石是中国政府基金第一笔巨额的对外投资，而清华大学的苏世民学者计划聚集了全球的优秀人才，使中国成为未来有国际视野的年轻世代的必修课。
重返麻省理工学院
《成功的必要条件》纳入了60多张照片，显示与苏世民合影的美国总统包括老布什、小布什(苏世民前一届的耶鲁学长)、克林顿、奥巴马和特朗普，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和王岐山。然而在一个光鲜、高潮不断的人生背后，苏世民的自传充满了被践踏、甚至失败的教训。他选择开场的故事是1987年春天的一个星期五下午，他和彼得森飞到波士顿准备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捐赠基金投资官见面。当时他们正在筹募黑石的第一笔基金，目标是10亿美元，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在受到无数的拒绝之后，苏世民承认他开始感到慌张。
两个黑石创始人和基金主管约好三点钟碰面，到达地点才发现被放了鸽子，离开时又开始下雨，没有任何雨具的情况下，他们掏出现金在路上拦了很久才勉强打到车。在机场时，苏世民想到虽然他曾经预期创业的时候会很困难，却没有想到会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困在波士顿的机场，全身淋得像落汤鸡，却筹不到一毛钱。回想起来，苏世民认为每一个创业者都知道这种绝望的感觉，就是现在的处境和憧憬的愿景之间的巨大鸿沟。一旦你成功了，他人看到你的成功；如果你失败了，他人只看到你的失败，很少人会看到可能把你带到完全不同方向的转折点，但正是在这些转折点，才能够学到生命和商务里最重要的课程。
正因为创业的艰难，苏世民认为应该把精力放在值得付出的大事情上，他始终相信大的目标和小的目标一样困难，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大的目标会有更重要的后果，“所以你应该追求一个值得你追求的幻想，让回报与你的努力相称。”这本书接近结尾的时候又回到了32年后的麻省理工学院，时间是2019年2月，在光辉灿烂的三天庆祝活动中，苏世民再度成为媒体的焦点，他捐的3.5亿美元促成了一个全新的苏世民计算机学院。
原来40%的麻省理工学院学生修计算机课，但是只有7%的教授专长是计算机科学。设立苏世民计算机学院主旨不单单是专注于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的教学，还要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其他学院紧紧联系，目的是不管他们的研究方向和主修是什么，要使全校的教授、研究人员和学生学到AI的语言，也就是同时在AI的领域和各自的专业领域方面具备“双语”能力。
“格格不入的人”
苏世民生长在1950年代费城郊区的中产阶级家庭。家教的核心价值是诚实、直接和勤奋。除了固定的零用钱之外，他的父母从来没有给孩子额外的零用钱，他和一对双胞胎弟弟必须要从小自己赚钱。他在家里的布店工作，挨家挨户地卖糖果和电灯泡、送电话簿。他的剪草坪服务公司有两个员工：双胞胎弟弟。苏世民负责拉客户，拿一半的利润，弟弟们出劳力，分另外一半的利润。这样持续了三年。
苏世民在父亲的日用织品铺子里打工时负责折叠手帕，但他却梦想着更有干劲的人生，甚至提议父亲如何扩张店铺的生意成为连锁店，但是他的父亲认为有车子有房的日子已经够好了，何必冒险。后来苏世民领悟到，一个人可以学着如何当一个经理，甚至学习如何成为一名领袖，但不能够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创业者。创业是学不来的。苏世民在高中时属于田径校队，领略到如何藉由团队合作在接力赛中获胜。他甚至自告奋勇打了无数电话、动用了无数的关系邀请了当时风靡了青少年的小安东尼乐团到他的高中演唱，奠定了他在同学中的声望。他从这个经验所得到的教训是：如果你真切地想要一个东西，你总会找到办法。但这种急切的渴望并不足够，如果你同时追求不同的目标，你就一定会有所损失，因此野心的代价就是必须要有牺牲。
当野心勃勃的苏世民被首选的哈佛列为候补名单的时候，他主动打电话给负责审核本科入学的招生官，表示他虽然被耶鲁录取了，但哈佛仍然是他的首选。但哈佛招生官叫他去耶鲁，最后他只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苏世民刚到耶鲁的时候，发觉跟大环境格格不入，大多数同学都来自非常优秀的私立学校，彼此认识，而他一个人很孤单。虽然室友明知道苏世民是犹太人，却整天播放纳粹的音乐。苏世民选了文化主修，他的头两篇英文课的报告拿了非常低分，他对教授说“我不知道要写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写”。教授对他说：“你必须要学习如何写作，然后我才能教你如何思考，我们不能同时操作。接下来的几篇报告，我先给你答案，我们先专注在写作上面。”这使苏世民了解到教学不只是分享知识，而是要为别人解除障碍。在克服这些障碍之后，苏世民从一个不及格的学生变成院长嘉许榜单上的优秀生。
苏世民逐渐成为耶鲁的学生领袖，但最重要的一个突破，是他领导抵制在耶鲁已经实施了268年的校园规则，不让女性出现在男性的宿舍里。这个规则形成的部分原因是怕会影响男同学学习和改变校园宿舍的气氛。苏世民知道，一般要改变这个规则的经典做法，是先试图说服大学部的院长，但是大学部的院长肯定会搬出那些268年来的老套来拒绝他，所以他决定要采用一个不同的手法，也就是制作了一张问卷，让受访的同学回答是否会因为异性出现在宿舍里而妨碍学习。
苏世民请11名同学在用餐的时间分别到11个耶鲁学院发出问卷，回收率几乎是百分之百，然后他请《耶鲁每日新闻》的副总编就此在报纸的首页发稿，标题是“苏世民的新民调显示，应该废除宿舍禁止异性的规则。”几天后这条接近270年历史的校园定律就被废除了。苏世民后来在校园的声望日上，进入了耶鲁驰名的骷髅会秘密组织，并且成为当届毕业典礼的学生代表。
寻找导师和高人指引
耶鲁大学毕业后，苏世民在一家名为DLJ的金融公司开始了短暂的金融职业生涯，随后到哈佛商学院拿到MBA学位，然后在雷曼兄弟公司工作。苏世民开始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甚至连什么叫做证券都不知道。即使如此，虽然他不懂基本经济学的原理，但他认为金融成为他了解世界的一个工具，让他学会如何将复杂的问题，藉着专注在一两个重要的议题来决定成果。
苏世民曾经在大学毕业后向前纽约州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请益未来的方向，后者劝他如果对政治有兴趣，先拿到财务自由再说。苏世民从哈里曼的启发中领悟到：“在人生中，我们越早发现我们是什么人越好，这样我们才可以追求适合自己的机会，而不是别人为我们创造的假梦想”。因此苏世民给年轻人的建议是：“给你崇拜的人写信或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或请求会面。你永远不知道谁会愿意和你见面。你可能最终会学到一些重要的东西，或者形成一种可以在你余生中可用的关系。在人生早年建立的关系会形成一种不同寻常的纽带。”
那么，如何跨越自己和高高在上的要人之间的鸿沟？“对任何人而言，没有什么比他们自己的问题更为有意思。想想别人面临什么样的问题，试着想出能够帮助他们的点子。几乎任何人，无论年龄大小或重要程度，只要你深思熟虑，都能接受(你的)好主意。”苏世民在当兵的时候争取去见上校，但是他手下的人一直阻挡苏世民，最后苏世民总算见到了上校，对他反映说士兵吃的不够，后来调查发现原来是管士兵的上司把食物倒卖给外方图利，上校因而对苏世民表示感谢。后来苏世民到了哈佛管理学院的时候，虽然当到了世纪俱乐部的会长，但对于哈佛的管理学院的状况很不满意，甚至一度想要休学。他认为当时的哈佛管理学院的教授不知道怎么教学，学生不知道怎么学习，课程非常老旧。
苏世民等了五个月才能与院长会面。院长显然对于苏世民说的完全没有兴趣，甚至劈头问他，你是不是向来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苏世民于是跟院长一一道来：他在高中时是学生会会长，在耶鲁的时候是毕业典礼的班代表，当下是哈佛世纪俱乐部的会长等等。这个经验使苏世民下定决心，如果他经营自己的组织，他一定要让他的员工很容易见到他，并且总要说实话，不管现实是多么困难。他相信只要你能够诚实，很有理性，并且能够解释你自己，听者再权高位重也没有理由觉得不舒服，因为任何人不管有多么聪明，也未必能够解决每一个问题。
企业文化和价值
苏世民在求学过程和职场初期的经历，使他对于组织架构特别着眼，在书中他花了很多篇幅谈企业文化和接班人的问题。当他描述他评选接班人的重要条件，最常重复的字眼是具有“长期的眼光”，而不是短视近利。“要想成功，你必须把自己置身于你无权置身的境地。你为自己的愚蠢而摇头。但凭着纯粹的意志，你将整个世界磨损殆尽，它最后会给你所想要的东西。”
黑石第一笔基金刚开始在好几个月之后没有筹到真正一毛钱，纽约人寿和大都会人寿虽然表示兴趣，但投资的条件是他们必须要筹到另外五亿美元。在六个月后，在接近绝望时苏世民去见保城人寿，保诚的首席投资官慢慢地吃他的鲔鱼三明治，不吭一声。直到剩下最后一口的时候，他放下了他的三明治，回答说，“这听起来很有趣，把我投的一亿美元算进去。”
苏世民和日本资金挂钩也是一段神奇的过程，当时黑石急需募资，日本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日兴正想要打入美国市场，帮助日本公司在美国收购提供咨询服务，但日兴对美国市场一窍不通。苏世民于是建议，日兴和黑石成立合资公司，黑石帮助日兴在美国建立投行业务，而日兴在黑石私募基金投资1亿美元。从这件事情学到的教训是：“处于困境的人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问题上，而答案通常是解决别人的问题。”
黑石开始进入房地产投资的时候，曾考虑与高盛的团队合作，但双方对于愿意出的价钱有不同的看法，高盛想要把价钱压得更低，而当时对苏世民而言最大的风险是由于出价不够高而拿不下项目。苏世民认为，如果你花了所有的精力和善意，就是为了斤斤计较拉低买价，反而让别人拿走了项目，那么未来的价值也归他人。有时候最重要的是付出相当的代价，专注在你拥有这样的资产以后能够实现的成功经营上，这样所得来的回报，远高于一次性的讨价还价。
在书中他也提到投资生涯中最大的遗憾是，彭博社的创始人布隆伯格曾经要黑石投资一亿美元，但答应的条件是不转让股权，双方必须是长期合作伙伴，可是黑石作为私募基金，在固定周期内必须要把资金加上收益还给投资人。苏世民估计当时的一亿美金投资，后来应该增值到80亿美金。
化危机为机遇
《成功的必要条件》的另一个可读性在于，从宏观的角度也是过去50年的华尔街简史，充满了精彩的人物和不精彩的人物，势力的消长和机构的瓦解和重组。苏世民对于19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以及2007年开始的金融风暴有详细的记述。他回顾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曾经看到至少七次经济衰退，因而要问：作为投资人如何能够对付市场的周期性，在适当的时间进出？
他认为首先要避免“群羊效应”的心态，市场开始从低谷反弹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使市场回到增值的轨迹。比方说，休斯敦的商业大楼在1983年由于油价崩溃而跌到谷底，有些投资者立刻开始捡便宜，但10年后这些投资者还在等待着地产价格复苏。苏世民认为，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尽量挑在资产的价值从低谷至少弹回10%的时候才进场。但大多数的投资人喜欢享受资产价值爬升时的舒服感，价值越高，越多投资人相信价值还会爬得更高，而事实正好相反。
苏世民一直强调黑石和他自己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其中最血淋淋的经历是在1989年，尽管有更有经验的同事提出反对，但他支持新员工对钢铁公司Edgcomb下的赌注。结果在他们投资以后几个月后，钢铁的价钱开始滑落，这家公司不能偿还债务。当时一个黑石的投资人把苏世民叫到办公室对着他大吼大叫，苏世民坐在那里静静地接受惩罚和羞辱。他承认自己活该，因为分析是错的。他认为这一辈子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羞辱。这个事件促使黑石翻转投资决议的过程，从那时起，所有的项目必须由投资委员会集体做出投资决定。既然是整个团体的决定，后果也要共同来承担。
金融风暴也考验了黑石的核心价值之一：忠诚。当黑石集团的股价在金融危机期间暴跌时，苏世民听取了董事会成员的敦促，要求他维持股息，以免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嫌弃。在黑石公开上市之前，中国主权基金入股30亿美元，是二战后中国政府第一笔对外巨额投资。金融风暴以后，虽然黑石做了很多预防性的处置，但股价仍然随着大市场的波动最低时掉到了大约剩下十分之一。中国主权基金在纸面上也损失了15亿美元。
有几年的时间，每当苏世民到北京清华大学的咨询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总会受到朱镕基的半嘲讽询问：黑石的股价何时才能回弹？在金融危机的乌云笼聚之际，黑石斥资390亿美元(包括债务)收购了山姆•泽尔的写字楼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杠杆收购。更重要的是，为了减少风险，在完成交易的同时，黑石已经把过半的资产转售他人。
黑石在2007年以65亿美元(不含210亿债务)收购连锁酒店希尔顿的时候，被嘲弄为“在市场的高峰买了一个战利品”，但黑石相信投资的价值，仍然推出整顿和拓展计划，在亚洲、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地增加连锁业务，额外的现金流不但支付利息有余，更趁着金融风暴下债券价值低迷的情况下以折扣买回债券。等到旅游市场回暖，黑石的投资计划效应彰显，替投资人赚了140亿美元。“我不仅学会了应对危机，而且还为自己和我们的客户创造了危机，以激发改变现状的机会，从而创造机会。”
在2007-2008金融风暴期间，苏世民也参与了美国政府救援的一些计划，甚至急电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建议以美国政府以资金注入大型金融机构和银行，确保市场对于金融体系的信心。2017年2月，应特朗普的邀请，苏世民召集了18名美国企业领袖，并成为白宫政策和战略论坛主席，但当年8月特朗普对夏洛茨维尔白人至上主义者与反对者之间冲突表态，激起媒体和政界愤怒之后，苏世民只好在成员的请求下解散论坛。苏世民承认说：“即使我们本着最好的、无党派的和爱国的意愿行事，与这位总统的交往也是许多人无法容忍的。”
苏世民在书中也描述了他在谈判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中的作用。特别是在中美贸易谈判的初期扮演了穿针引线的角色，2018年间甚至为此访华八次，向中国政府高层传达信息，表示美国并未有遏制中国的企图。在本书出版之际，苏世民对中美贸易战发展的评估是“只有时间才知道”……
苏世民学者和中国崛起
中美贸易谈判的持续挑战并未阻止苏世民企图在中国教育界推展“成为最优秀的使命”。苏世民回溯他在学生会会长最后的致词时表达了他对教育的看法，这成为他一生的信念：教育是一种自我纪律，这个自制力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如何思考，一旦我们学习了如何思考，并可以用来学习一项职业、欣赏艺术，或是读一本书，教育使我们能够领略到上帝所创造的永恒变化，也就是人生。当我们离开了校园课堂，教育仍然继续。我们和朋友的交往、我们参与的俱乐部，都影响了我们的知识累积，事实上我们一直到死都不停止学习。
清华的“苏世民学者项目”口号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征选学业优秀、具备领导潜质的世界顶尖大学本科毕业生，到清华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生学习，借此培养宽广的国际视野、优秀的综合素质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并了解崛起中的中国社会和文化。我一直记得苏世民在宣布这个项目计划的时候直指美国对中国认知的逆差。事实上，2018年在美国求学的中国学生人数是在中国求学的美国学生人数的30倍。
苏世民学者项目第一年招生有3,000名申请人争取110个位置，苏世民与同事寻找具有领导力的特征定义，包括曾经冒过险、有创意、提携他人。苏世民学者必须非常卓越优秀，用黑石的术语就是“十分”的人才。苏世民亲自参与了苏世民学者计划全球启动的每一项活动，传递了一个强烈的品牌和一致的信息。在他所有的赞助项目中，显然苏世民学者对于苏世民来讲具有非凡的意义，这个计划在中国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祝福。他亲自参与了学院建筑的设计，以及课程以及入学标准的制定，自己捐了一亿美元后，并且到处募款。苏世民每年必定在加苏世民学者的毕业典礼致辞。
如果苏世民知道有任何一个拿到苏世民学者offer的候选人举棋不定，他就会自己打电话给这名学生，企图说服这位学生就学。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他可以接受学生的No：如果申请人的身体不好，或是拿到了罗德奖学金(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奖学金之一，得奖者被称为“罗德学者”；苏世民学者计划乃是参照罗德学者的模式而设计)。不然的话，即使要花好几个钟头的功夫，他会“胡搅蛮缠”地守在电话上劝说，直到候选人同意接受。我真希望如果我还年少，可以拿到了“苏世民学者”的录取通知，我会期待苏世民来电话，吵着要让我接受入学许可。(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