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巧不巧，十一之前，我在上海见了高群耀。
说巧，是因为见面之前我正好在读他新出的传记《创变》，不禁觉得在“十一”70周年之际，对比一个商界人士40年职业生涯，将大时代与小个体的轨迹投影对比，难免有种私人历史与集体记忆重叠的奇异感。
高群耀是谁？
高群耀是谁？某种意义上，他是中国人所谓“第一批吃螃蟹者”，很多事，他都抢了先。而且，“吃”了不止一次。从首批高考考生到第一批留学洋插队，从头拨外企经理人再到中国民企出海的操盘者，如今，他年过六旬，开始创业。
初见面，高群耀有着多年长跑的干练与精气，他实际身高并不算高，却绝不给人矮小之感。在传记中，他母亲临终前还念叨，如果营养跟得上，他还能长高10厘米。和很多企业家类似，他天然是带有不小的好奇心。下午茶聊天中，除了企业和战略，聊历史和文化，他也兴趣盎然。他的口头禅，就是不紧不慢地给你解释，“这事儿的乐子”在哪里。
这几年，高群耀在海外比国内更有名，几次上榜好莱坞权力人物，算是国人进入好莱坞游戏牌桌首人。在国内，相对低调的他，为什么此时要出《创变》这样一本书？他笑了，因为哈工大百年校庆，为了给母校“交作业”，这才有了《创变》。
怪不怪，每一次浪潮来袭，他都没有错过，而且稳稳当当，立在潮头。70年代，高群耀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也赶上了80年代的留学潮，带着借来的300美金就去了美国爱荷华。90年代，他从学界进入商界，从美国回到中国，是第一批大陆出身的外企高管，成为欧特克全球副总裁兼亚洲最大发展地区总裁。随后，他在互联网浪潮的巅峰时刻，担任微软中国总经理。2006年，高群耀转战行业，加入新闻集团和21世纪福克斯公司，担任新闻集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星空传媒(中国)首席执行官和MySpace中国董事长等职。
可以看出，在过去二十年，高群耀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外资在中国落地。中国第一批外企明星经理人的生涯起步于此，不过，往往也止步于此。高群耀不在此列，他一直没有停下步伐，随着中国民企的兴起，高群耀及时转换赛道和方向。2015年，他加入万达，担任集团高级副总裁兼国际事业部首席执行官，开始为民企走出去而奔波。在他的操刀下，万达掌握了全球最大国际院线后。如今，年过六旬的他，选择创业，方向是移动电影院。
时代弄人
不少国内媒体标题中，高群耀是被比尔•盖茨、默多克、王健林等时代巨子选中的人。《创变》开篇，有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的推荐序言，洋洋洒洒，从《凯撒传》说到《创变》。我佩服文辞吸睛之余，也有点暗自嘀咕，和《凯撒传》比，好像有点过了吧。往下读，多少有点理解了：伟大的，不是人物，而是时代。
确实，高群耀不简单，但是更不简单的，是创造高群耀的时代。过去四十年，中国可以说用一两代人的时间，走完了欧美数百年的历程，经济水平从中世纪水平，一步跨入了中等收入水平。其间，边缘人可以卷入剧变洪流中心，无名人士也可以骑上时代的潮头；自然，也有淘汰，昔日的巅峰人物和机构，也可能早已经被人遗忘。时代的变化、冲击甚至挤压，对每个个体都是剧烈的，无从回避。
身在潮头，感受更是不同。近距离面对这样远远高于自身的剧变，无论好人坏人，只要理性尚存，很难不感到战栗——据说，声名狼藉的亚历山大六世教皇，玩弄权术登基之后，目睹诸多繁琐而志在彰显神圣的仪式，第一感受也是个体的谦卑（humble）。
刚见面，我就问高群耀，回头看自己在大时代中几次经历，除了幸运，会不会，也感到个体的渺小？他沉吟一刻，说会有。出版《创变》这本书，就是为了搞清楚，高考留学外企民企等几次浪潮中，有这样一个人都参与了，还是首批，做得还不错；那么他是不是做了什么正确选择？值得搞清楚。
高群耀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力学，在美国获得工程力学博士学位。 他原本志向是成为一名学者，迄今这种训练在他身上还有痕迹。谈到别人眼中自身的辉煌经历，他既不自夸也不过分自谦，往往带有一种中立的叙述，淡然而平静，类似一名学者对待实验品的态度。
面对成功，到底“是不是做对了什么”的探究，不至于个人。这有些类似经济学大师科斯，他带着对于中国的好奇，会问周其仁等中国经济学家，中国的成功，到底做对了什么？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或许，真实世界的答案，就在于高群耀之类企业家的创变之路上。
成败之间
按照国内商界成功人士传记，惯例总是说自己好话，说别人好话。名利场流行潜规则往往是，花花轿子人人抬，总之给读者一种“成功可以复制”的感觉就可以了。我原本以为，《创变》也差不多，但是认真读了，发现不太一样。可以说，写了成功，也没回避困境。
比如高群耀在微软，面临机构设置不合理与无效率等问题，最后无奈选择“自杀式辞职”；比如新闻集团业务，其中国业务一度蓬勃，却随着默多克中国兴趣淡去，而从运营转向了投资；至于MySpace，被新闻集团收购后，也从万众瞩目中走向枯萎；再比如，他在万达海外业务布局渐有起色，落地全球最大单一院线，随后却遭遇万达海外扩张的截然而止。
成功可以分析，困境同样让人思考。可以说，这些困境中，折射的战略选择和领导力困境，更让令人感慨。正如高群耀所言，“成功是失败之母”。
我好奇问，书里的东西，过去的老板看到会高兴么？他说，自己对每任老板都报以感恩，书中能写出来的，即使不是全部事实，也尽量做到真实。他同时也感叹，大家对于企业家不太宽容，“一个导演，拍十部电影，一部成功就行了，这成功就足以被人记住。但是企业家不行，十次投资，一次输了，就被人记住了”。这不是空谈，书中有高群耀对比尔盖茨、默多克与王健林等近距离素描。他的视角，与外界流行不同，也没有太多客气话，更多，有一种对于企业家同类的观察与思考。
罗振宇说，看《创变》，最大的趣味，就是从高群耀的人生经历中揣摩“算法”。罗振宇和高群耀认识多年，别人口中的罗胖，在高群耀那边自然成为了“小罗”。高群耀几次转换赛道，在别人看来，都恰好成为下一任老板最需要的人，和他做好准备有关，是他选择了命运。但我看他的故事，却也读出另一面，那就是，命运也在选择他。他一直在做长期来看正确的事，即使短期看没有直接绩效。比如他在微软奋力为出事员工争取最高的抚恤金，努力为星空传媒寻找理想的下家。我对他说，做正确的事有正确的结果，以前觉得是道德说教，现在觉得冥冥之中，好像也符合社会网络的规则；对此，高群耀正色回答，当然，否则，社会会崩溃。
面对变化，会感到担心被淘汰么？即使高群耀，也肯定地说，会。按照他自己的总结，自己人生算法的答案是“应对变化，拥抱变化”。可以说，他在自己人生中身体力行提炼了“创变”的概念。
高群耀罗振宇们，都可以说是时代的成功者。他们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在努力迭代，适应变化。诚然，大变革的时代尚未结束，每个人都只能努力奔跑，才不会落后。
如何避免成为无用阶层
不过，从《创变》出发，如果超越个体成功学，其实也间接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在大变革时代，避免成为无用阶层？无用阶层的说法，来自超级畅销书《人类简史》。这个名词意味着多数人在人工智能时代失去竞争力，遭遇淘汰，无所适用。
类似的无用阶层淘汰情况，其实不仅从今天开始，在过去也是。比如从高群耀的人生来看，最大变化之一是1977年高考。那一年高考很特别，赶在冬天。恢复高考消息一出来，多数人只有一个多月来准备。是年，全国参加人数570万，录取27万，录取率不到5%。
高群耀是幸运的，他如愿以偿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他的同学中，有不少文革中失去学习机会老三届，他们都抓住了机会，改变了命运。
这种辉煌的篇章背后，也有失意者。从录取率、或者甚至连报名机会都没有的人来看，显然更多的人错失了机会。其间，多少人命运的洪流，就这样被随机决定。胜利的人，自然是幸运的，充满感恩，也自认适应变化。但多数不幸的人惨遭淘汰，原因也是复杂的。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够勇敢，不太能适应变化吧？
一个人，成功的算法很多，但是一个社会的成功算法，却并不随着人数的数量而自动增加。人人都奔跑，从个体层面，看起来很美，从社会层面，并非终极解决方案。最极端的情况，往往类似电影院：第一排的人如果站起来，后面的人也不得不起立，最后人人起身站立。这种集体竞争的结果之一是过度竞争，此类结果，在育儿战争中“不输在起跑线”已经有体现。
回到无用阶层的问题，这在目前还只是一种类似科幻的设想，对于中产阶层而言，最直接的变化，这是阶层的下滑。昔日的阶层跃升星辰大海梦想，不得不触及为捍卫阶层而战的冰冷现实。这种变化，我称之为“软阶层”，在中国和国外都在浮现。今日的领导者或者精英层，应该为此着眼思考。至于软阶层们，在狂奔竞走之余，或许更应该留出片刻思考，自己的人生下半场。(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