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年，生于瑞士的法裔作家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发表了一部对自由主义政治进行综述的著作，并自信地将书名定为《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Principles of Politics Applicable to All Governments，以下简称《原则》)。贡斯当经历过法国大革命最好和最坏的时期，他最初仰慕拿破仑(Napoleon)，但后来转变为毫不留情的拿破仑批评者。
贡斯当的一生受到了整个欧洲的塑造，并受到启蒙运动对理性宽容的信仰的滋养。作为语言大师的贡斯当坚持认为语言是自由的伟大创造性力量(他的唯一一部小说《阿道尔夫》(Adolphe)很好地描述了当一名年轻男子和一名年长女性之间的关系从情欲转变为爱情时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语言是理性政治的工具，它们也可能沦为危险的谵妄。他认识到，一种狂热的浪漫总是容易被唤醒。他在《原则》(Principles)中写道：“男性容易激情高昂，或者为某些话语而陶醉。只要他们重复这些话，现实就对他们无关紧要。”
我想，如果贡斯当现在还在世的话，他会立即意识到，大西洋两岸两个以英语为母语的民主国家正处在这样一个陶醉时刻。至少在我有生之年的记忆中，英国和美国内部从未如此分裂。最近在美国接受民调的受访者当中，有50%赞成弹劾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而几乎相同比例的受访者不赞成弹劾。
尽管数字波动更大一些，但英国支持和反对退欧的人数同样势均力敌，因此无论结果如何，一方或另一方注定会感到不满意甚至感觉遭到背叛。随着两国即将陷入关乎生存的民族身份危机，不同意见的表达已恶化为关于什么是正当的政治行为、什么不是的严厉指责，甚至恶化为更令人震惊的围绕哪些立场是爱国的、那些是卖国的严厉指责。
高呼对方为“叛徒”的妖魔化称呼，感觉是从口头暴力转变为肉体暴力的前奏，令人震惊的是，那些只要能获得拥趸的掌声、似乎不介意玩火的人发表的煽动性演讲对此视而不见。当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将要求他在无法与欧盟达成协议时要求延期的法案称为“屈服法案”，并说致力于阻止无协议退欧的议员是在“通敌”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推特(Twitter)上骂人叛国越来越成为四面受敌的特朗普的习惯性行为。他发推文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主席亚当•希夫(Adam Schiff)从事了叛国勾当，还说报告了政府官员对特朗普利用与乌克兰总统的外交通话来谋取个人政治好处一事感到担忧的举报人“差不多是间谍”，他还不祥地补充说，过去的间谍常常“会得到不同的处置”。为了捍卫总统职位，特朗普从来不怕把事情搞大(“根据宪法第2条，作为总统，我有权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他援引一位福音派盟友的警告称，如果弹劾继续下去，就可能爆发内战。
我们希望不要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将政治主张表述为“人民对议会”、“人民意志”对“精英”(下一次英国大选势必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在美国，表述为总统命令对“华盛顿”(华盛顿在这里不仅代表政府官僚这个旧靶子，还有国会和不崇拜特朗普的媒体)已经够糟糕的了。由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和特朗普的顾问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这样的人积极推动的民粹主义敌意，针对的是起到制衡作用的传统机构——他们理直气壮地蔑视这些机构。卡明斯坦承他在“享受”议会和首相之间的僵局。米勒为特朗普设计了越来越极端的反移民措施，他们不加掩饰的目的是将人民主权的核心从代议机构转变为魅力领袖与广大民众之间的本能交流，这种互动在愤怒的人群集会中精心策划，由喧闹的社交媒体回声室召集，并在广播和电视上谄媚的谈话节目中一遍遍重复。
除了特定政策(甚至是像英国退欧这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以外，选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和一年时间里面临的选择是，信任哪种形式的民主：是直接的民粹主义民主（领导人所理解的那个版本的民众意志至高无上)，还是代议制宪政主义民主(行政机关受到立法的监督，受到自由媒体的严格审查，还有负责维护普遍适用的法治的独立司法机构对其进行问责)。
第二种民主没那么光鲜、更为平淡和务实，自民选政府诞生以来，人们一直担忧这种民主可能会被更能鼓动人心、更注重立竿见影的执政业绩的第一种民主所吞噬，担忧民主可能会矛盾地孕育出自己的暴君。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毫不客气地在笔下将雅典的克里昂(Cleon)描绘成一个煽动家，克里昂从政时就很富有，却自称制革商的儿子，并以体制的克星自居，而实际上他就是体制的一份子。克里昂的政治商标是喜剧式的粗俗(哦，克里昂就是克里昂)；通过违反雅典公民大会的传统礼数来刺激暴民，夸张地喊叫，把长袍拉起来，通常把自己的出场搞成一场娱乐观众的低俗闹剧。克里昂（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骑士》(The Knights)中嘲讽了他的做作）引以为傲的是他加强了雅典周围的防卫墙(Cross wall)，他还以残暴著称——(据修昔底德称)曾提议将被征服的米蒂利尼的男性居民全都杀掉，妇女和儿童卖作奴隶。
公元前2世纪的波利比乌斯(Polybius)据认为创造了“暴民统治”(ochlocracy)一词，意思是经煽动家鼓励和动员起来的暴民统治，但投机的恺撒式独裁和多数人的暴政的邪恶结盟有多危险，感受最深的是亲自见证并参与现代民主诞生的那几代哲学家兼政治家。比较懂这个问题（尤其是出于自己阴暗的直觉）的联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曾警告说，“危险的野心……往往隐藏在热心保卫人民权利的虚伪面具之后”，而“历史将会告诉我们……在毁灭共和国自由的那帮人当中，大多数人是靠讨好人民发家的；他们靠煽动人心发家，最后成了暴君。”
但正是在革命和反冲之间摇摆的法国政治，持续地促使人们思考民主自我毁灭的可能性。最初，贡斯当对拿破仑(Napoleon)抱以热忱希望，认为拿破仑可以在不损害革命的合法成就的情况下，结束革命后的混乱并恢复秩序。但是，当拿破仑转变为帝国的专制统治者，并在1802年和1804年通过两次全民公决确认他要结束共和自由体制的时候，贡斯当成为了拿破仑的敌人——他眼看着69种自由的期刊和报纸因帝国的审查而减少为4种，而立法机关则变成了帝国意志的愚蠢仆人。无休止的战争、轻率的必胜信念，他知道这是自由的灾难。1815年，在“百日王朝”期间，拿破仑实际上委托贡斯当撰写了一部让帝国自由化的“宪章”。他抓住了这个机会，但肯定知道对于一个绝望的独裁者来说，这是非常方便的作秀而已。
无论如何，贡斯当发现，多数人暴政的祸根早在拿破仑崛起之前很久就埋下了：那个毁灭性时刻就是当革命拒绝了美国政治式“三权分立”、特别是两院制议会的时候，拒绝的原因是，它被视为是对人民主权不可分割性的妥协，而人民主权在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公意”(general will)中被奉为神圣。对于革命初期的那些狂热乌托邦主义者来说，任何形式的权力划分，都太像旧政权对社会秩序与法律秩序的分割了。其反面是表面上完整的人民意志，这种人民意志让那些自称是其化身的人能够去做“任何暴君都不敢以自己的名义做的事情……他们从政治权威的拥有者——也就是人民——身上设法扩大自己所需的权力，人民的至高无上只不过合理化了对人民权力的侵占。”
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Louis-Napoleon)于1848年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看到他在三年后就成为了拿破仑三世(Emperor Napoleon III)并用人民公投赋予他的政变合法性后，在许多方面都是贡斯当门徒的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同样认为，凯撒式独裁的可能性，以及其可能使司法机构沦为附属、使民选立法机构名存实亡或被废除、使媒体落入国家控制，几乎是民主制度长期面临的威胁——民主制度很容易被不择手段的投机分子诱惑。但是，托克维尔所称的“多数人的无限权力”(majoritarian omnipotence)的确立，即使没有戴着人民之友或精英之克星面具的独裁者的篡位，也可能发生。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开篇就煞费苦心地指出，“所谓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亦及多数或者那些能使自己被承认为多数的人们的意志。于是结果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加防止正不亚于任何他种。”
现在我们更明白英国退出欧盟意味着什么了，则举行确认性第二次退欧公投的理由，很大程度上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英国做出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一次道路选择，所依据的是一场52%对48%的胜利，这场胜利无视或践踏了48%的少数派的利益。“退欧就是退欧”是强硬的必胜主义口号。即便现在民调显示英国人有改变主意的倾向，英国退欧派和政府依然一律将“人民意志”视为铁板一块。
这些为行之有效的自由民主制度订立法典的先驱们——从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到密尔——都认同阻止凯撒式独裁或多数人暴政的三大基本支柱。首先是经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威，没有它的同意，任何法律都不得颁布或执行。二是致力于维护法治的司法独立，(特别是)包括行政长官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得受到豁免。第三是新闻自由和以无论何种形式表达观点的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在《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中庄严阐述的原则。
所有启蒙运动的教子都从心底珍视这种自由，不仅因为这种自由的责任是区分真理和谬误，还因为知识的扩散被视为负责任的民主社会中活跃公民身份的先决条件。因此，以下这些都并非偶然：1796年，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提议建立一所国立大学；杰斐逊对建立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感到特别自豪；1822年，詹姆斯•麦迪逊为支持肯塔基州一项“接纳所有阶层公民的教育计划”写道，“没有大众资讯或获取此类资讯的手段，民选政府只会以闹剧或悲剧告终；或者也许以闹哄哄的悲剧告终”。看到民粹主义将高等教育一律讽刺地描绘成遥远而傲慢的“精英”圣地，看到特朗普在竞选时欢呼“我爱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看到一度担任英国教育部长的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断言“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受够了专家”，他们所有人都会大吃一惊。最重要的是，他们会认为，将笃信置于科学之上，对自由的命运是个不祥之兆。
但是，如果贡斯当、托克维尔、麦迪逊和密尔身处我们的时代，我想，他们会主张不要绝望。他们会注意到尽管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吹嘘代议制民主大势已去、正在被“非自由主义民主”（其中自由的媒体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不如激进民族主义的冲动来得重要）无情取代，但其实他太天真了，他对自由主义下的讣告下得太早了。事实上，无论英国退欧走上何种道路，特朗普的命运如何，民粹民族主义可能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极右翼的自由党(Freedom party)在不久前的奥地利选举中遭遇重大挫败；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已不再对意大利的执政事务拥有话语权；虽然美国总统可以无视全球变暖的所有证据，说这些都不过是“天气”罢了，但是世界各地的无数观众被一个16岁女孩慷慨激昂的坚持感动了，这个女孩坚持认为，要让地球免于灾难，我们就必须遵循科学证据并采取行动。
最值得庆幸的是，这三根支柱仍然伫立着。《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并不像美国总统经常在推文中称的那样“失败”；相反，该报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直言不讳地指出总统的荒诞谎言，是增强、而非削弱了自己的权威。虽然支持退欧的英国政治人士认为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裁定议会休会不合法是一场“政变”，但是它的裁决坚定不移；面对确凿证据显示美国总统严重滥用职权，以军事援助为要挟，想要达成调查其政治对手的目的，美国众议院坚持了它的道德原则。
无论如何，如果贡斯当还在世，他会为自由民主显示出来的坚韧性感到高兴。他会赞许地引用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观点，即“愚昧人民的领导人，最终总是受他们狭隘而怯懦的政策所害”。贡斯当更慷慨地相信，“如果人民的选择有时意味着可恶的诱惑，那么多数情况下，它需要磊落和有用的手段、善良、仁慈、正义和保护。”我们只能希望他是对的。(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