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入学作弊丑闻在3月12日刚爆发时，很多人有两种反应，一则是美国有名的高校制度居然如此藏污纳垢，再则是其中为什么没有大量的中国人卷入其中？在移民教育圈里中国富豪千方百计、不择手段要把儿女送入美国顶尖高校已经不算是传闻。不久前一连串媒体报道中国入籍新加坡的富豪赵涛曾给舞弊案中的主谋威廉•辛格支付650万美元，是涉案金额最高的一起；而支付金额第二高120万美元使辛格串通耶鲁女足教练的郭姓家长被曝是中国在逃美国的通缉犯。
赵涛夫人、赵雨思的母亲则透过律师发布声明称，上述款项系通过辛格的基金会给斯坦福大学的捐款，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受到误导。目前赵涛的女儿赵雨思已在三月被斯坦福大学开除，因为校方发现赵雨思在申请书中伪造帆船运动证书。而郭家的美国律师也指出，郭家以为120万美元是用来慈善捐助，完全不知道辛格诈骗的勾当，目前耶鲁也开除了郭雪莉(音译)。然而赵家和郭家“被坑”，难道只是因为中国家庭“冤大头”，从而比美国家庭付出更高的价码吗？
不管赵雨思和郭雪莉的父母对于作弊的细节知情多少，可以推论的是，650万美元和120万很有可能并非不求回报的慈善义举，而是直接或间接为了达成女儿收到斯坦佛和耶鲁录取的“代价”，行话叫“保录取”。另外，即使赵家和郭家分别对于伪造帆船和足球运动的证书毫不知情，作为学校申请人，赵雨思和郭雪莉必须对于申请的每一个细节亲自审核签名，担保申请书内容真实完整，并且为之最终负责，不能以他人“代工”而卸责。这就好比一个学生找人代写作业，如果代写犯错误了或抄袭作弊，不能怪到代写的不力而自我免责。目前为止，虽然没有明文法令禁止美国高校对捐款者的子嗣提供录取优惠，但是这的确是美国私立学校的精英制度表面下隐藏的一个裂痕(或漏洞)。
我最近回到母校耶鲁时，在创新峰会巧遇耶鲁研究所和工程学院捐赠发展办公室主任，也与一位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负责捐赠发展办公室的老友长聊。我的问题自然是：捐款进常春藤盟校的“价码”是多少？关于美国大学入学作弊的丑闻，使得2009年一本揭发美国高校“后门”的畅销书《入学的代价：美国统治阶级如何进入精英大学，以及谁会被甩在门外》再度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由普利策奖得主丹尼尔•戈尔登所写的《入学的代价》打破了美国精英制度的神话：也就是无论申请人的背景如何，只要足够聪明和勤奋，就能进入美国最优秀的大学。
在戈尔登的笔下，常春藤联盟招生办公室并不实行精英制度，因为一流的学校奖励那些乐于捐赠的校友和“遗产管理机构”，戈尔登将其定义为“掌握自我延续艺术的精英”。此外，“特权偏好”使富家子弟比其实更厉害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学生，尤其是新移民和亚裔美国人，站在更好的起跑点上。比方说，前美国副总统艾尔•戈尔的儿子尽管成绩不好却被哈佛录取了，好莱坞的权力经纪人迈克•欧威茨平庸的儿子进了布朗大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一般般的儿子进了普林斯顿大学，而一个更有资格的亚裔美国人被所有常春藤盟校拒绝了，因为他没有“背景”。
戈尔登认为亚裔美国人是“新犹太人”，因为他们面对的入学门槛更高。戈尔登认为杜克大学的“捐款换学位”的政策将学校的捐赠排名从1980年的25位提高到了2005年的16位，而布朗因为积极向娱乐业名人的子嗣招生而闻名。但是《入学的代价》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揭示了现任特朗普总统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其实只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在他父亲承诺向哈佛大学捐款250万美元后而被哈佛大学录取。但库什纳的家族代言人否定这个说法。
戈登在《入学的价格》中写道，由最大的捐赠者们所组成的哈佛大学资源委员会成为哈佛至关重要的募款组织，时任微软CEO鲍尔默、石油大亨罗伯特•巴斯、银行家大卫•洛克菲勒等均是其中成员。该委员会成为了哈佛大学在捐款方面最大的支柱，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统计，截至2017年，哈佛大学收到了近380亿美元捐款，比排名第二的耶鲁大学足足多出近100亿美元。戈尔登发现在排除没有孩子或子女未达年龄的情况后，剩余的340名委员会成员中，有336人至少有一名子女被哈佛大学录取。
但是，不是有钱就能使鬼推磨，与入学录取相关联的捐款并非没有门槛，家庭背景、介绍人的身份、捐款方式的不同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十年多前，戈尔登花了两年时间探究出富人是如何购买子女进入名牌大学的，在最近的丑闻爆发后，他又发文回想起当时富裕的读者把他的报道误认为是“申请偷步指南”。他们不断地问戈尔登类似的问题：“我要捐出多少钱才能让我的孩子进入哈佛(或耶鲁或斯坦福)？”有些人甚至给了戈尔登一大笔钱请他担任招生顾问，但是戈尔登拒绝了。
根据《纽约时报》和CNBC电视台的报道，目前在美国私聘招生顾问的行情一个小时300美元起价，最贵的一小时950美元以上；而《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名牌招生顾问因学生需要的不同，一个人头收费从35,000美元到上百万美元不等。《入学的价格》成为目前美国亚裔对哈佛种族平权政策控诉案的宝典，它也使很多人认为美国已经不再是所谓的“机遇的国度”，而正迅速成为一个贵族阶层和富裕家庭可以获得特权的精英高等教育。
美国高校招生处有一个术语叫“发展案例”，这是美国大学对慷慨解囊的施主后裔偏好的隐性政策，不同于择优、运动、种族和校友方面的偏好，这使得富裕家庭的申请者更有可能根据家庭的大量捐赠而被选入大学。为什么叫做“发展案例”？因为美国大学里负责应对捐赠者的部门通常叫做“发展办公室”，也就是说，由于开发捐款而带动的入学偏好，便悄悄地戴上了受到优越待遇的光环。
“发展案例”通常指向本科大学部提出的申请，在录取过程中被另外审查。学生的学业成绩、考试成绩和课外活动的录取标准会因申请者家庭的捐赠而降低。在“发展案例”中，学业成绩和考试成绩不足以获得入学资格的学生可能会因申请者家人的捐赠而被另眼看待。一旦戴上了“发展案例”的标签，这表示可以因此“加分”或是在平分秋色的申请学生中影响最后的决定，虽然没有很多正式的数据，一般认为捐款带来的优势可与明星运动员或校友申请人相比。
不同的研究报告估计“发展案例”的数量很低，从不足1%到5%不等，这个现象可能是由于改变录取决定通常需要数百万美元计的“价码”，不是一般有钱人可以任意为之的。“发展案例”虽然表面上并未触犯法律，但是向来富有争议，因为它们操作的方式通常并不透明。许多学校和招生官员为“发展案例”辩护，理由是带着财富而来的学生使学校有更多的财富资源，从而使学校的其他学生受益。
我特别请教了一位前辈好友，就管他叫沃老吧。他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期间曾经是哥伦比亚大学捐赠办公室的副主任。他认为当时靠捐赠入学的情况很少听说，因为学校重视入学学生素质和学校品牌胜于一切。甚至有一名大慈善家捐给了哥大4000万美元，当时是哥大有史以来所收到的最大捐赠款项，但是他的儿子申请哥大时却被拒绝。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是某学院的发展办公室人员私下答应一名捐赠者可以换来子女入学的好处，却没有知会招生办公室，捐赠者因为没有达成所愿而告到院长办公室，院长立马开除了这名发展办公室的职员。
沃老同时指出，美国大学从19世纪以来就有校友子女的“优惠”政策，一直到1990年代为止。美国私立大学所收到的大额捐款通常来自校友，我会另文讨论校友捐款和一般大型捐款之间的关系，但是这方面虽然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感觉过去20年来，美国大学募款的方式更加企业化，也更积极地追逐新财源。《预校网》的一名作者多拉•西格尔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你需要捐出多少钱才能成为“发展案例”？“招生官不会公开回答这个问题，但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斯坦福大学认为‘发展案例’是来自能够捐赠50万美元或更多的家庭的申请人。”斯坦福大学在2018年8月31日为止，有265亿美元的捐赠基金，在美国所有高校中排名第四，我算了算50万美元占其中的53,000分之一，照这样估算，即使捐赠50万美元，大概也不是“保录取”。
精英学院的“发展案例”有多普遍？虽然不同学校的录取率有所不同，但达特茅斯大学4%-5%的录取新生由于父母的捐赠而得到了特殊的录取考虑。而根据戈尔登在2003年《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当时杜克大学每年有大约100名非校友子女的学生（占学生总数3-5%）由于家庭捐款而对其入学资格有所放宽。在2001-2002学年，杜克大学收到35%的校友捐款，但新生家长中有52%除了支付3,5000美元的学费和食宿费，还另外向杜克大学捐款。这种变相鼓励捐款的机制使得杜克的募款成果突飞猛进。
根据戈尔登的说法，“富有的父母有时会利用与招生办公室有联系的私人顾问来表明，如果他们的孩子被录取，他们很可能会捐出大笔钱。”然而，这些父母与招生办公室没有明确的交换条件，例如“如果你录取了我的孩子，我会捐出某笔钱”，但是这里有一个相当含蓄的“默契”：如果他们的孩子被录取，他们将捐出这笔钱。
通常圈内人不会告诉家长录取的确实捐赠“价码”是多少，因为辅导员和中间人想让家长付钱请他们“指导”，然后他们会告诉家长需要付多少钱给学校。戈尔登在他的书中以玛格丽特•巴斯为例，她的父亲是斯坦福大学前董事会主席和校友，1991年向斯坦福大学捐款2,500万美元，2005年向商学院捐款5,000万美元。巴斯高中在班级79名学生中排名第40，在她高中申请斯坦福大学的9名学生中，她是唯一获得一席之地的学生，但她在这些学生中的SAT分数第二低(1,600满分中得1,220分)。2013年索尼影业首席执行官的女儿梅西•林顿，因为父亲捐赠了100多万美元来创建奖学金而被录取为布朗大学学生。那么如果没有2,500万美元可以砸，怎么办？根据《金融武士》的报道，有一位母亲直截了当地问西北大学的招生官，她的高中儿子要花多少钱才能入学？招生官的回答是：“5年内每年25万美元。”加上每年6万美元的学费、食宿费，四年下来，进入这所排名前十的私立大学的总成本大约是150万美元。
大多数学界人士都认为，大型捐款对边缘性申请学生最有利，如果素质实在太差也没戏，如果一名学生非常接近入学标准，而且家庭慷慨捐赠，学生的录取几率便会增加。然而捐款并不是保证，一笔钱捐款看起来像是贿赂，因此大多数欧洲和美国的家长会选择长期向学校捐款，而不是使用一次性捐款。耶鲁捐款开发办公室的副主任辛蒂•比奇对我表示，在帆船运动舞弊案暴露之后，耶鲁做了一番检讨，发现运动特殊人才的入学过程，没有对教练的决定二审的机制，因此如今在运动员特殊考核的过程中加了一层第三方审批的关卡。对于捐款赞助的限制，则是不接受一年前后有子女或亲戚申请学校的家人捐款。
在高校舞弊丑闻爆发之后，俄勒冈州参议员罗纳德•温登表示，他将提出一项法案，将取消捐助者子女入学之前或入学期间向大学提供的捐款所得到的税收优惠，美国国税局允许报税人在向非营利院校捐款时申请减税。我认为美国大学如果不要自毁品牌的价值，必须积极地改革捐赠录取的机制，包括考虑采取耶鲁的“冻结期”，甚至更长，比方说在捐款前2年和捐款后3年不准有子嗣申请入学。另外必须有非营利教育组织定时公布各校捐款入学的数据，从而让募捐机制相对更不容易被操控。(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