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午夜时分的贝尔格莱德街头，塞尔维亚工程师弗拉达正在急匆匆地往家赶。当晚，他和20岁的儿子一起外出，但炸弹从天而降，电网瘫痪，一片漆黑，他想赶紧回家。为制止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军队在科索沃针对阿尔巴尼亚族人的暴行，北约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联盟自1999年3月底开始空袭南联盟。时间回到当地时间1999年5月7日，由美军主导的空袭行动仍呈愈演愈烈之势。
几周来，弗拉达一家时常被迫与其他人一起挤在住宅楼的地下室里，听着空袭警报，祈祷他们的住房不会被失控的导弹击中。有的邻居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们的住宅楼就在中国大使馆旁边。这是重要的外交机构，肯定能保障附近住家的安全。但是，正当弗拉达和儿子在黑暗中走近住宅楼的玻璃门时，美军的B-2隐形轰炸机已抵达贝尔格莱德上空，并精准锁定了一个由中央情报局挑选并批准的目标。弗拉达最初只听到“嗖”的一声，根本没有时间躲闪。玻璃门被震碎，他们满身都是碎玻璃。
“第一颗炸弹的冲击波让我们飞了起来，我们随即倒地。然后，炸弹一个接一个，砰砰砰，整座楼的护窗板都被冲击波扯掉了，所有窗玻璃都碎了。”他们十分惊恐，但并未受伤。五颗炸弹都击中了一百米外的大使馆。此前，在这场未经联合国授权，并遭到中俄两国激烈反对的空袭行动中，美国和北约已经由于日益增加的平民伤亡而受到关注。现在，他们又轰炸了中国大使馆–中国主权的象征。
很快，交际广泛的中国商人沈红就在贝尔格莱德的另一边听到了使馆被炸的传言。他感到难以置信。他父亲几天前从上海打来电话时还开玩笑说，他应该把新买的奔驰车停在中国使馆，以保障其安全。“我给一个我认识的警察打电话，他说，对，使馆确实被炸了。他让我马上过去。我才知道这是真的。”
他到现场时，只看到一片混乱。使馆大楼还在燃烧，满身都是血和灰尘的工作人员还在从窗户往外爬。米洛舍维奇的党羽也来到现场，将轰炸大使馆事件称作北约暴行的最新案例。就在两周前，米洛舍维奇刚被国际法庭以反人类罪起诉。“我们不能进去，有很多烟，没有电，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太恐怖了，”沈红说。沈红看到了自己认识的使馆文化参赞，参赞将窗帘绑在身上从二楼的窗户逃了出来。“我们没看见他已经受伤，他自己也没注意到。我和他握手时才发现，我的手上都是血。我告诉他：‘你受伤了，你受伤了！’可是他看见血就晕过去了。”
第二天，沈红得知，他的两个好朋友，一对新婚的记者夫妇–31岁的许杏虎和27岁的朱颖–已被一颗击中使馆客房的炸弹炸死。这两人都为《光明日报》工作。许杏虎是学外语的，会讲流利的塞尔维亚语。他发表了一系列题为《亲历炮火》的特别报道，记录了空袭期间在贝尔格莱德的生活。朱颖是该报广告部的美术编辑。她母亲听到朱颖的死讯时，悲伤过度，晕倒送医。朱颖的父亲只好独自一人赴贝尔格莱德处理女儿的遗体。还有一位记者–48岁的新华社记者邵云环–也在事件中死亡。她丈夫曹荣飞眼部重伤，几乎失明。据信在使馆领导一个情报小组的武官也受重伤，被送回国时还处于昏迷状态。事件中共有三人死亡，至少20人受伤。
共有五颗GPS制导炸弹击中了中国大使馆，其中一颗穿过了大使官邸的屋顶，但没有爆炸，大使可能因此而幸免于难。在沈红看来，轰炸使馆是战争行为。第二天，他在贝尔格莱德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他举的牌子上写道：“北约：纳粹美国恐怖组织”。这场示威只是一个开始。
使馆被炸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就出现了两个相互矛盾的说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双方坚持的立场越来越僵化。直到今天，关于这个仍然影响美中关系的事件的讨论，从网上论坛到美中官员的会议，还是围绕着这两个互相对立的看法。轰炸大使馆事件引发了许多猜测，其中不少未解的问题和不清楚的细节被编织在一起，形成阴谋论。这些阴谋论曾出现在一些世界上最受尊重的报纸上。
尽管美国一直否认，但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相信，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是蓄意行为。然而，就像一位前北约官员所指出的，事件至今已20年，仍未有清楚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说法。轰炸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美国和北约很快就公开宣布这是一起事故。但同时，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则将其称作“战争罪行”和“野蛮行径”。
在空袭南联盟期间，驻布鲁塞尔的北约发言人谢伊(Jamie Shea)每天用其伦敦东区口音发布最新战况。事件当晚，他半夜从睡梦中被叫醒，并被告知他第二天早晨将必须面对国际媒体。事件刚刚发生，信息不全，但他必须对事件作出最初的解释，并表示歉意。他在记者会上说，北约军机“炸错了建筑物”。“这就像一起火车事故或车祸，你知道出了什么事，但你不知道出事的原因，”20年后，谢伊这样回顾那起事件。“确定原因花的时间要长得多……但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打击外国使馆并不在北约计划之中。”
一个多月后，美国才向中国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释：使馆被炸是由一系列基础性错误导致的。美国官员说，真正的打击目标是南联盟军需供应采购局总部(FDSP)，一个负责国防设备进出口的政府机构，距离中国大使馆有几百米远。其灰色办公楼保留至今。北约原本希望空袭行动只要持续几天，就可使米洛舍维奇就范。但是，到5月7日，空袭已经持续了六个星期，北约急需找到数以百计的新目标，以维持空袭行动。一般情况下并不参与选择目标的中央情报局决定，应该轰炸南联盟军需供应采购局总部。
但是，美国最主要的情报机构却使用了一张错误的地图。炸馆事件两天后，美国国防部长科恩(William Cohen)说：“简单地说，我们的一架飞机攻击了错误的目标，因为轰炸指令依据的是一张过时的地图。”他指的是一张美国政府使用的地图，中国大使馆和南联盟军需供应采购局总部的正确位置都没有在此地图上标出。美国情报人员只有南联盟军需供应采购局总部的地址–艺术大街(Bulevar Umetnosti)2号。他们用了一种基本的军事导航技术来大致确定其坐标。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George Tenet)后来说，这种技术非常不准确，根本不应该用这种方法来确定空袭目标的位置。特尼特说，不仅如此，情报机构和军方用来交叉核对目标的数据库都没有列入大使馆的新地点，尽管许多美国外交官都曾进入这座使馆大楼。任何到过这个地点的人都会看到，这是一个封闭式的大院，里面有一座盖着东方式绿色琉璃瓦屋顶的五层大楼，门口有一块标明中国大使馆的青铜门牌，十多米高的旗杆上飘着一面亮红色的大号中国国旗。
对许多人来说，中情局的解释很难令人信服–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轰炸了一个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家，而且是最反对北约空袭行动的国家之一，其原因仅仅是地图出错了。中国政府对此完全不接受，说这种说法“毫无说服力”。1999年6月，美方派特使赴中国解释轰炸大使馆事件时，中国外交部长对他说：“‘误炸’结论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能接受的。”
但是，如果不是误炸，美国为什么会蓄意对中国进行袭击呢？1999年5月8日是个星期六。驻北京的美国外交官阮大为(David Rank)早上起床，打开电视，收看CNN新闻台。电视上正在播放贝尔格莱德的现场画面，中国大使馆在暗夜中燃烧着。当天下午，成千上万的愤怒的中国示威者就开始在美国大使馆外面聚集。阮大为当时还相当镇定，他打电话给他的上级–美国大使馆政治处主任。“我说，吉姆，你知道，这是最难以置信的事情。”
阮大为急忙从住处来到美国大使馆，使馆官员正试图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显然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是，这肯定是，而且必须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非常显然，这是一起‘战争迷雾’事故……当时我没想到此事会成为一个大问题。显然它是个大问题，但我没想到它会成为那样一个失控的事件，”阮大为回忆说。其后的几个小时里，外界开始了解中国政府和民众将作出怎样的反应。
阮大为的中国朋友们纷纷给他打电话，这些普遍持自由派观点的中国人对轰炸大使馆事件表示愤怒。美国驻华的记者们也接到类似的电话，一些本来立场亲美的中国人感到震惊，感觉遭到了背叛。中国官方媒体已经推出了一个清楚明白的说法–美国轰炸中国使馆，违反了国际法。“我从很多很多中国人的嘴里听到了完全相同的说法，那是几乎每个字都一样的、表达真实愤怒的话语，”阮大为说。
当天下午，成千上万的学生走上北京街头，聚集在美国大使馆外。示威活动很快就开始向暴力的方向发展。“他们把地砖翻了出来。北京的人行便道没有铺水泥，铺的是大块的地砖。他们把地砖翻出来砸碎，然后把砖块往墙里扔，”阮大为说。包括美国大使尚慕杰(James Sasser)在内的十几个使馆工作人员躲在一座楼房里。许多砖块砸破了玻璃窗，落在楼内。使馆的车辆也被损毁。
示威者发出的讯息很明确：炸馆是蓄意行为，因此，就像一条标语所说的，要“血债血偿”。第二天，示威人群进一步扩大，有的报道说有十万人参加。示威者冲入使馆区，向英国和美国大使馆投掷石块、油漆、鸡蛋和混凝土块。使馆发言人比尔·帕尔默(Bill Palmer)也被困在一座楼里。他当时说：“我们感觉就像人质一样。”
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以后的十年间，由于政府的严密控制，如此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还前所未见。这一次，民众的愤怒并不是指向共产党。但是，随着“六四”镇压十周年纪念日的临近，政府不得不保持平衡，既要允许民众发泄愤怒，又要维持住对局势的控制。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罕见地发表了一次电视讲话，对抗议者表示支持，但同时警告说，示威活动必须“依法有序地进行”。
抗议并非只局限在北京。那个周末，上海等城市也出现了示威人群。在成都市的美国总领事官邸被人纵火焚烧。秦伟平当时18岁，是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干部。他说，抗议者们当时并不知道北约已经为他们所说的“误炸”道歉。“政府隐瞒了这条重要信息，他们没告诉我们，所以每个年轻人都感到愤怒。我们只想上街抗议美国。”他说，校方最初要求学生必须待在宿舍里。但事件发生24小时后，校领导通知他，上级要求组织三万名学生在美领馆附近街道上示威，航海学院需要出500人。
热血沸腾的学生们抽签决定谁去参加示威。当局用巴士将学生送到现场，让他们读已经准备好的声明，声明里都是官媒使用的生硬的套话。“他们给我们很长的句子，可是在街上很难用长句子说话。”他决定喊口号，声讨北约和美国的“邪恶”。“我们当时都是年轻人，就是感到愤怒。我们的情感像波涛一样倾泻出来，” 秦伟平说。他现在定居美国，经常在YouTube网站上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脱口秀视频。
阮大为也认为，示威人群的愤怒是真实的。“我觉得，如果你说这都是体制制造出来的，那真是低估了中国人民，”他说，“他们是真正地愤怒。”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政府对民众展开系统的民族主义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小学教科书、大学课程和大众传媒都致力于灌输这样一种观点–中国拥有伟大而仁爱的文明，但曾遭受西方霸权的压迫和羞辱。中国大使馆被炸，似乎印证了这种宣传的真实性。“我认为，普通中国人的愤怒，只有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他们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因而憎恨西方，”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专家葛小伟(Peter Gries)这样评论。
刘明福是一位解放军退休大校，以对美国持强硬立场闻名。他认为，一系列事件可以证明美国正在打一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而轰炸大使馆事件就是其中之一。“那完全是故意的，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的轰炸，而不是事故。”后来，美国就此事件赔偿中国2,800万美元，而中国也因为美国驻华使领馆在示威中受到破坏，向美国支付近300万美元的赔偿。另外，美国还向伤亡者家属支付了450万美元。
但是，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在那场战争中究竟做了什么？就在使馆被炸前的那天中午，杜桑·扬季奇(Dusan Janjic)，一位主张民族和解的塞尔维亚学者，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一家高级餐馆与一位好友共进午餐。扬季奇的这位朋友名叫任宝凯，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担任武官。扬季奇说，任宝凯出奇地坦率，告诉他中国正在针对北约和美国的军事行动进行谍报工作，并跟踪监视北约军机。任宝凯邀请他当晚去大使馆吃晚餐，因为他知道他喜欢中国菜。“我开玩笑说，‘得了吧，你们会被轰炸的！我才不去呢！’”扬季奇回忆说。当然，他只是在说笑，而并非真的认为使馆会被攻击。扬季奇当晚没去使馆吃饭。炸弹击中使馆时，任宝凯被甩到天花板上，然后落到爆炸留下的弹坑中。他陷入昏迷，第二天早晨才在地下室里被发现。
五个月之后，1999年10月，两份报纸–英国的《观察家报》和丹麦的《政治报》–发表文章说，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可能是故意的，而武官任宝凯主导的行动可能促使美国做出了攻击的决定。这两份报纸引述北约内部的消息人士说，中国大使馆成了南联盟军队的“无线电转播中心”，因此从禁止轰炸的目标清单中被移除。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该报道是“胡言乱语”。英国外交大臣库克也说该报道“没有丝毫证据”。
该报道的作者包括延斯∙霍尔舍(Jens Holsoe)，他自1995年至2004年担任《政治报》驻巴尔干地区的记者；还有约翰∙斯威尼(John Sweeney)，当时任《观察家报》记者，后来又为BBC工作。20年后，他们仍然坚信报道的准确性，认为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是故意的。霍尔舍说，最初促使他展开调查的是中情局局长特尼特的公开发言。他当时说，卫星图像没有显示出该目标是一个大使馆，“没有国旗，没有标记，没有清楚的标识”。但实际上，这些东西现场都有。霍尔舍说，他的消息来源包括一名很高级别的丹麦军方人士，此人当时一度表示愿意公开证实美国轰炸中国使馆是故意的。“然后他突然退缩了，他说如果他就此事再跟我说一个字，他可能就会被撤职，甚至吃官司。”霍尔舍说，当时很清楚，塞尔维亚军队和中国之间有军事合作，他本人就曾亲眼看到南联盟军车进出中国大使馆。
美国官员对《纽约时报》说，轰炸大使馆事件后他们得知，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情报收集平台。武官任宝凯活了下来，后来晋升少将军衔。他拒绝了BBC的采访请求，他说是因为他已退休。侥幸逃生的中国大使潘占林后来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否认中国大使馆曾被用做南联盟军方的“转播中心”，也否认南联盟曾将击落的美军F-117A隐形战斗机的残片交给中国作为交换。我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那是地图的错误，是很糟糕的错误。
许多人相信，中国确实得到了F-117A的残片，目的是研究其隐形技术。还有人猜测，中国利用北约的空袭行动来测试追踪隐形轰炸机的技术。但是，即使这都是真的，美国真的会甘愿冒如此大的风险，蓄意轰炸中国大使馆吗？对这个问题，连前南斯拉夫政府的内部人士都没有一致的看法。一位前南联盟军事情报官员告诉BBC，他相信炸馆是故意的，中情局的解释是可笑的。但一位已退休的前南斯拉夫军队上校则说，他相信美国政府的说法。“当坏事发生时，所有人都觉得肯定有一个秘密的原因，肯定不是错误，而是阴谋，”前北约发言人谢伊说，“我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那是地图的错误，是很糟糕的错误。”
这是4月下旬的一个晴朗的日子，轰炸事件纪念碑前放了十几束鲜花。沈红不由自主地要去重新整理这些花束。他常常到被炸使馆旧址来凭吊他死去的朋友们。他并不孤单。每天都有一车车的中国游客来到此地，看这块纪念碑，还有附近的孔子塑像。一对来贝尔格莱德度蜜月的年轻中国夫妇，小张和小何，也来此地凭吊。他们与许杏虎和朱颖死去时的年龄差不多大。“三位我们的同胞在这里死去，我们小时候就知道这事，所以现在要来看看，”小何说。一位姓杨的导游带着三十几名中年中国游客，乘巴士在巴尔干地区进行为期两周的观光。他说，使馆旧址是必来的一站。“我们的使馆被美国人炸毁了，所有中国人都知道。”
1999年时，中国还没有成为一个经济、技术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当时，中国一心致富，其外交政策远远没有今天这样令人瞩目。但20年后，中国意识到自己已经和美国一样成为世界顶级强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其野心。被炸使馆的旧址被重新开发，将成为欧洲最大的中国文化中心之一。其象征意义不言自明：一块在西方霸权下经历屈辱和悲剧的土地浴火重生，成为展现中国灿烂历史的闪亮殿堂。这显示，北京无意遗忘炸馆事件，而是想以此证明，美国是一个意图伤害中国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曾驻北京的外国外交官们说，此事件至今仍时常在谈话中被提起。
但是，即使是那些当年曾要求北京立即采取报复措施的中国鹰派人物，现在也认为，幸亏中国当年的反应没有失控。没有美国人在抗议活动中死亡，双方的赔偿协议使北京得以暂时搁置此事。“我们当时是发展最快的国家，每年经济都是两位数增长。如果我们那时候因为战争而停止发展，我们会损失很大，”沈红说。他这样说的时候，又一队中国游客来到这里参观。“我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人，通常会更倾向于战争手段。但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们当时做得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能和美国人平起平坐了。”(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