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联合国最艰难时期担任了10年秘书长、几乎一直到生命弥留之际都在担当和平特使，科菲•安南(Kofi Annan)作为国际政治家的这些履历，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悼念他的主要内容。但他的朋友和同事们都毫不怀疑，正是这位享年80岁的加纳人的性格和勇气–他那种来自旧世界的人格魅力、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超凡脱俗的风度–使他成为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民粹主义和夸夸其谈之风抬头的时代。
在1997年至2002年担任秘书长的第一个任期里，他的耐心为他赢得了“世俗教皇”的绰号，尽管他私底下坚称自己的自控能力是后天习得的，而非天生。“有时候，当我遇上某种特殊情况时，我知道有人试图激怒我，而我只是拒绝被激怒，”他在第二任期结束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对联合国持鹰派态度的批评人士称，他在与包括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在内的独裁者打交道时过于轻信–从未有人公开这样指责过，但他被刺痛了，并在私下里坚决否认。他总是说，外交就是要谈判。
一些朋友曾说，他过于温和，甚至过于友善，以至于无法在世界秩序发生巨变时做出艰难的选择，来改革和领导联合国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他走马上任时，联合国最大金主美国正享受着冷战结束后的单极时刻。传统意义上，联合国秘书长扮演的角色既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公仆，也代表着他们的良知；这两个角色在安南的第二任期都变得更加艰难，当时的背景是，美国在2001年遭受“911”恐怖袭击后转向单边主义。
尽管他对任内制定“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以及形成更有力的人道主义干预新理念(2005年)感到特别自豪，但他的第二任期却在一次又一次危机中蹒跚前行。在某些阶段，联合国的官员们担心他可能会辞职。但正如一名助手曾经指出的那样，他身上有一种真正的瑜伽似的和谐精神。正是这种品质最终帮助他度过了一次次危机，其中包括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与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对峙。这种品质还激励他在离开联合国后开创了一番辉煌的事业。在许多政治家卸下公职担任薪酬丰厚的私营部门职位的年纪，他却在离开联合国后的岁月里成为了周旋在多场危机中的谈判代表，以及为家乡非洲大陆的变革奔走的活动家。
有时他的职务是正式的，比如在叙利亚和肯尼亚问题上。更多的时候是在幕后，做着他最擅长的事，用他那温和平静、但又极具权威的口吻进行谈判。在2011年的一段繁忙时期，他似乎同时参与了利比亚内战、科特迪瓦危机以及津巴布韦政治僵局的幕后谈判。
知交好友们敏锐地感觉到，他抱着一种决心，希望让领导人们–或许也包括他自己–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两次惨痛失败中吸取教训，当时全球大国和联合国对卢旺达的种族灭绝事件和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听之任之。他似乎还被一种渴望所驱使，那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致力于帮助生他养他的非洲大陆。1961年，年轻的安南离开非洲，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在后来成为联合国首位非洲裔黑人秘书长。
安南于1938年出生，拥有贵族血统，早年在寄宿学校接受教育，1961年在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资助下离开加纳，当时人们对独立的兴奋正在逐渐减退。他以为他以后会回国“效力”。他的确曾在1974年担任加纳旅游局局长，但他之前已经开始在联合国任职，曾在日内瓦和亚的斯亚贝巴等地工作过。他喜欢回忆说，在学校时他“总是挑战权威”，在联合国他必须“沉浸在其中”学习如何管理人。“首先，你要培养自知之明，知道你在意什么，不在意什么。”
不管怎样，在一系列重要但幕后的职务中，他证明自己是一名出色的联合国公务员。1992年，他成为联合国维和部门的副主管，一年后成为主管。突然之间，他几乎站在了最前线：这时联合国维和行动正处于巅峰时期。1994年发生了维和部门最丢脸的事件。当时波斯尼亚的战争吸引了该部门的大部分注意力，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的一个小分队接到了不干涉的坚决命令–即使之后发生了种族灭绝行动。安南因一份以他的名义签发的内部通知而备受批评，这份通知在1994年1月，即种族灭绝开始前3个月发出，命令该部队指挥官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导致使用武力的局面。这是他履历上的一个污点，反映了一种本能的谨慎，有时候这成了软弱的表现。但他回应说，仅仅指责联合国而不批评安理会大国是不公平的。这是有道理的。他说，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选择不采取行动。“这是一个政策问题，而不是不知情。尤其是美国，他强调指出，美国在索马里受挫后，面临维和人员疲劳的问题。
但安南无疑被联合国和他自己在卢旺达的作为所困扰。“是的，卢旺达事情是痛苦的。我原本会采取不同的做法吗？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公开宣称形势很危急，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会产生不同结果吗？也许值得一试。”一年之后，波斯尼亚塞族人洗劫了联合国避难所，在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了8,000名男子和男孩，此事同样令他深受煎熬。他也同样坚信安理会成员国不想让自己的部队涉险是最大的失误。
他对波斯尼亚的立场令他受到了华盛顿的青睐，在后者的支持下他成了联合国秘书长，当时美国反对埃及人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的第二任期。四年后，安南和联合国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但在美国发生“911”袭击事件后，他与美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特别是当小布什次年推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时。他向英国广播公司(BBC)表示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激怒了美国的鹰派。就在一些人试图将他赶下台时，他遇上了“石油换食品”(Oil for Food)计划的尴尬丑闻，这是联合国的一个项目，旨在对遭受制裁的伊拉克人提供帮助，但却陷入欺诈丑闻中。当有消息传出他的儿子科乔(Kojo)所在的公司赢得了该计划一份利润丰厚的合同时，他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但自离开联合国后，他的声誉与日俱增。这部分反映了他的继任者潘基文(Ban Ki-moon)的低调，也体现了人们的一个认识：鉴于联合国的体制弱点，安南已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还有一部分缘于他对自己所出生大陆的贡献。他是非洲发展小组(Africa Progress Panel)的头面人物，他倡导与非洲大陆打交道的企业提高透明度，他热衷于改革农业以帮助非洲自给自足。他被人们昵称为“农民科菲”，他喜欢看他的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lliance for a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的工作，推广杂交种子、肥料和推动进入新市场。当他被问到是否正在兑现自己在半个世纪前的承诺时，他没有表示异议。
他的前助手、传记作者和朋友纳德•穆萨维扎德(Nader Mousavizadeh)说：“有时候人们和专家说他是一个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不够世故圆滑。“我发表过一条愤世嫉俗的评论，我记得他这样说：他永远不会停止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如果他这样做，就意味着他放弃了。而他永远不会放弃。”而他确实从未放弃，这位伟大的穿梭外交家坚持到了生命的终点。(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