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语言表演的沉默侍者：通常只有在服务车被打翻时才会得到关注。有时那些相对较小的错误–对作者原意的一时失察–可能会受到书评人好一番刻薄。但历史上充斥着更多重大的误译–大错特错的、刻意的或是单纯的误解。翻译是一项对着书本或电脑屏幕耗费无数时间的工作，然而却可能产生令人惊讶的风险。
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1956年那项臭名昭著的声明–“我们要埋葬你们”–开启了冷战时期最危险的阶段之一，其中充满了偏执，人们坚信双方都在竭尽全力，试图摧毁另一方。但事实证明，他的话在俄语中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赫鲁晓夫的意思是“我们会活得比你们长”–这话或许自夸得太早，但不完全是大多数美国人所理解的敌对行动宣言，而是他的口译员出了错。1945年7月，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Kantaro Suzuki)用一个词对盟军的最后通牒(发生在广岛核爆炸前几天)做出了回应，这个词传达给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时，被译为“无声的蔑视”(mokusatsu)，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无可奉告。我们需要更多时间”。结果日本没有得到时间。如果美国情报部门于9月10日截获的阿拉伯语消息在12日之前得到处理，那么911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一切很可能已经得以避免–这种情况不是翻译错误，而是人手短缺的问题，但多少也是翻译的失败。
这些都是最近的事，但是这样的例子可以追溯到古代。《圣经》据称是有史以来被翻译得最多的一本书，它产生了关于翻译的最为旷日持久的辩论，包括“准确”与“得体”何者优先的无休止争论，此外还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误解。当翻译者的守护圣人耶柔米(Jerome)将《圣经》译为拉丁语时，他引入了一个双关语，创造了基督教图像学中最有力的象征之一–他将善恶之树(malus)译成了苹果树(malum)。诚然，在耶柔米的时代，“malum”可能意味着任何一种水果：比如，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在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绘制了蛇形生物盘绕在一棵无花果树上。但在16世纪，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和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都效法耶柔米，在其名作中明确地描绘出亚当和夏娃站在苹果树旁边。而在接下来的世纪，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写下诗句–夏娃的“深切欲望……/品尝那些美丽的苹果”，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我们如今所知的那种明亮鲜红的苹果形象。
当然，“误译”通常是从旁观者的视角来看的，其后果多种多样，可以停留在哲学层面，也可以带来杀身之祸。16世纪学者威廉·廷戴尔(William Tyndale)对《新约》的民粹主义英译本导致他被神职人员以异端的罪名处死，不久之后，法国印刷商和学者艾迪安·多雷(Étienne Dolet)因其柏拉图译本被视为异端，遂被绞死之后焚烧。还有较近的例子，《武装部队期刊》(The Armed Forces Journal)在2011年报道说，在伊拉克的口译员“在战斗中死亡的可能性是部署到这里的美国或国际部队的10倍”。也许，古老的意大利双关语“traduttore，traditore”(“译者即叛徒”)还可以引申一下–译者所服务的部队和他们面向的敌人都不完全相信他们的话。
1991年，日本译者五十岚一(Hitoshi Igarashi)遇害事件是和翻译相关的最无耻的杀人事件之一，他是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的日文译者。五十岚一的暗杀事件中，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它虽然至少部分是由于误译造成的，但误译的人并不是他。“撒旦诗篇”这个词语是由19世纪的英国东方主义者创造的，指的是《古兰经》中一段或几段被禁的诗篇，据说先知穆罕默德已经否认了它们，因为它们受到了撒旦的暗示。然而，穆斯林世界提及这些诗篇时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拉什迪小说的阿拉伯语翻译只是从字面上去理解“撒旦诗篇”的涵义，因而无意中让人认为，它的意思好像是在说，《古兰经》本身是由撒旦口述的。虽然并非出自作者本意，但这本书被视为亵渎神圣，结果导致了国际骚乱，还导致拉什迪被迫隐居，五十岚一遇刺身亡，以及该书的意大利语翻译埃托雷·卡普里奥洛(Ettore Capriolo)遭遇谋杀未遂。
最近，误译的危险已经重新开始盛行。如何将唐纳德·特朗普随口作出的宣言传达给全世界的受众？这位总统对其母语中的成语反复无常的使用，还有他那乱七八糟的语法和绵绵不绝的不合逻辑推论，对于英语国家来说都已经很有挑战性了，所以想象一下，它们会给外国人带来多少麻烦吧：你到底要怎么翻译“braggadocious”呢？(大致为“自夸、吹牛”的意思–译注)。特朗普更新推文的速度和频率催生了同样快速、同样如病毒般传播的业余解读的爆炸式增长，在这一传播过程中，人们很少考虑它们在世界范围内会如何被解读。特朗普关于其他政治领导人的许多煽动性言论只会加剧这个问题。正如《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鉴于两人“善变的言论模式”，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交往可能会构成灾难性理解错误的雷区。人们很容易想象与赫鲁晓夫的“我们要埋葬你们”或铃木的“无声的蔑视”类似的灾祸，乃至更为灾难性的结果。(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