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返回莫斯科的那趟航班上坐满了警察，他们之前一直在我观看过的那场比赛上维护治安。其中一名警察占了我喜欢的靠窗座位。我不敢说什么，于是挤在他和一名女警察中间坐下了。这位警察微笑着跟我握了握手，说他叫谢尔盖(Sergei)，22岁，来自某个外省城市(我不点明是哪个城市了，我怕给他招来麻烦)。我向他介绍自己是一名报道足球的英国记者。
操着对方语言中会说的为数不多的单词，再加上各自手机上的翻译网页的帮助，我们开始了聊天。谢尔盖说，到目前为止，他为4场世界杯比赛维护了治安，但连1分钟的比赛都没看过。不过，他称这段经历“非常令人兴奋”。这是他第二次坐飞机。他对和外国人聊天也非常兴奋。我问他遇到过几个老外。他把手指和拇指分开一英寸：几乎没有。但他所在的小队在世界杯前上过语言课，现在他下定决心要提高他的语言水平。我问他是否出过国。谢尔盖在翻译网页上输入一句话：“警察不能出国。”
当飞机起飞时，那位女警察头靠在我肩上睡着了，她的仿LV女包就放在她脚上。对于我们两个职业而言，这都是一届漫长的世界杯。但当我打瞌睡时，我不禁猜想：我是在被俄罗斯安全部门灌迷魂汤吗？这届世界杯是普京的宣传杰作吗？我在报道的是又一场1936年柏林奥运会(Berlin Olympics)吗？
外国人对于本届友好、高效、高规格世界杯的赞不绝口，让人联想起一些往事。柏林奥运会时，流亡挪威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用化名去观看了比赛，这位后来的西德总理当时写道：“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即使是曾经投票给左翼的人也刮目相看？”《那年夏天的四周时光》(Four Weeks One Summer)讲述了发生在1936年的一些事情，该书作者尼古拉斯•惠特拉姆(Nicholas Whitlam)称：“柏林奥运会是现代最伟大的一场体育赛事。”
甚至连多年来一直警告人们提防希特勒(Hitler)的英国外交官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Vansittart)，在柏林奥运会上都一度怀疑自己是否错看了纳粹。他见到了希特勒及其心腹，对戈培尔(Goebbels)特别有好感：“一个跛足、口若悬河、瘦削的雅各宾派……我和妻子立刻就喜欢上了他和他妻子。”在那两个星期里，纳粹迷惑了一些重要人物；在今年2月的冬奥会上，朝鲜也如法炮制，产生了重大的后果。
不过俄罗斯世界杯不是柏林奥运会的重演。首先，普京不像希特勒那样邪恶和野心勃勃。其次，比起1936年的纳粹，普京要为人们所了解得多。希特勒当时说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话，但几乎没有外国人把他的话当真，也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他还没有对其他国家动手。仍然有很多犹太人生活在柏林–尽管1935年的《纽伦堡法令》(Nuremberg Laws)已经剥夺了他们的大部分权利。但在那个信息流通不畅的时代，希特勒仍然能够迷惑外国人。
相比之下，我们了解普京，他执政18年、发动过入侵、干预过选举并毁掉了格罗兹内和阿勒颇。我们现在大概也更了解宣传是怎么一回事了。至关重要的是，战争也发生了变化。在希特勒时代，发动战争需要动员整个国家。如果英国和法国要抗击希特勒，他们需要让无数人投入战斗。只有当选民相信希特勒是个威胁时，他们才会接受这种安排。友好的柏林奥运会帮助麻痹了德国未来敌人们的神经。但在如今的战争中，战斗的是黑客、无人机和小规模雇佣军。普京对球迷发动的魅力攻势，丝毫不会影响外国决策者。
我希望我报道的不是又一场柏林奥运会。不过，我报道本届世界杯时，大多数时候感觉很自在，世界杯(就像俄罗斯本身一样)要高于普京。我可以写法国前锋基利安•姆巴佩(Kylian Mbappé)令所有人为之振奋的天才表现，我知道英国《金融时报》还报道了俄罗斯精英腐败和普京对同性恋者的残酷打压。在飞行途中，谢尔盖和我互相展示了家人的照片。我告诉他，我在大学里曾强化学习了一年俄语，不过现在几乎都忘光了。我开始背诵我一直记得的一首俄国诗歌，作者是普希金(Pushkin)：
Я вас любил: любовь ещё, быть может,
(“我曾爱过你：即使现在我也可以承认”)
谢尔盖马上接着我念出了下一句：
В душе моей угасла не совсем;
(“我那爱情的火焰里余烬未熄”)
“我那爱情的火焰里余烬未熄”就是我对俄罗斯的感受。在世界杯期间待在这里，我想起了这个国家最初吸引我的地方：它令人敬畏的遗产，战争与和平、生命与命运、激烈的谈话、以及我在共产主义垮台后来到这里得到的感觉–我们曾经的敌人与我们非常相似。当我们的飞机降落时，警察们鼓起了掌，谢尔盖对着舷窗外拍下了一些照片。我在手机里输入，“祝你生活愉快”，然后我们互相告别。我喜欢俄罗斯，只是不喜欢普。(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