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前，我意外收到厚厚的一摞书，是从微软(Microsoft)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办公室寄来的。随寄的便条解释说，盖茨挑选这些书作为他夏季最喜欢的读物，并且希望把它们寄给朋友、熟人和记者，它们“发人深省，包含有传记、历史和小说”。“好耶！”我想欢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自己也出过书，因此我对于支持图书行业是完全赞成的。老天知道，在亚马逊(Amazon)等网站上图书价格在不断下滑，这个行业需要帮助。
还有一点让我高兴的是盖茨挑选的这些书。在你外出度假时，它们让你能够在泳池边愉快地进行阅读。可想而知，这里面有让人感觉不错、赞扬技术进步和天才的非小说类图书，例如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的《事实真相》(Factfulness)，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的《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此外还有充满奇思妙想的文学佳作《林肯在中阴界》（Lincoln in the Bardo），以及一本关于对信念和生命的思考的书，内容引人深思，名为《万事皆有因以及我所爱的其他谎言》(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and Other Lies I’ve Loved)，作者是在35岁确诊癌症四期的凯特•鲍勒(Kate Bowler)教授。
我对这些赠书感到高兴的第三个原因是：这似乎是一个小小的迹象，表明科技界现在正出现一股较大的反主流文化的趋势。如今的人们越来越担心，无休止地沉浸在虚拟网络空间的现象正在毁坏现代生活：让人哀叹的是，我们如此沉迷于我们的平板电脑、手机和其他数字设备，以至于我们的社交活动变得浅薄和短暂，我们的思想被严重分散，无法集中。或许如此。但在多数西方消费者更深地坠入数字深渊时，一些对创建这个分心的世界起过作用的科技大佬现在正公开鼓励一种更多地反思的生活方式，提倡人与人的接触、长时间的交谈以及老式的“真实世界”的有形体验。
以这些书为例。如果盖茨想展开一场知识辩论，他大可以在tweeter上推一两篇文章，但他选择推荐厚厚的书籍，每一本都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才能读完和消化，而且外出携带不便。去年，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创建了一个非正式的图书俱乐部，在网上列出了他最喜欢的图书的名单，其中包括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的《人类简史》(Sapiens)和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理性乐观派》(The Rational Optimist)。尽管扎克伯格似乎不像盖茨那样喜欢纸质书，但俩人传达出的信息是一样的：在疯狂分心的世界中，我们需要花时间反思。
谷歌(Google)首席商务官菲利普•申德勒(Philipp Schindler)在倡导类似的主题。谷歌今年在欧洲召开Zeitgeist会议时，代表们收到了挪威探险家艾林•卡格(Erling Kagge)所著的《安静：在喧嚣时代》(Silence:in the Age of Noise)，作者曾用50天时间独自徒步到南极。本书主张，当我们偶尔和有意消除所有噪音和分心之事(包括安装了谷歌等平台的无处不在的数字设备)时，我们才是理性的。卡格对安静的探寻达到了极端。不过，很多科技界大佬以在教养子女过程中设法让他们尽可能少接触电子设备为荣，做不到的话，他们可能把孩子送到故意追求“返朴归真”(即摆脱智能手机)的夏令营。例如，申德勒会带家人去美国荒原没有WiFi的偏远地区参加“简朴”的露营旅行。还有一些科技界人士开始找时间戒除数字瘾，以“重新集中精神”或者体验网络安静。
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辩称，在这个专家们担心数字成瘾有害的世界里，这是一种新的释放道德信号(virtue signalling)的方式。此外，科技领袖们也可能在试图消除越来越多的有关他们助长网络狂热的政治批评–但这不太可能做到。实际上，所有硅谷巨擘似乎都面临压力，要证明他们正努力应对这个问题。例如，苹果(Apple)最近令人吃惊地宣布了iPhone的一些新功能，让用户可以减少屏幕使用时间和限制对应用的访问。
另一个因素是文化等级：面对众多使人分心的数字设备和各种现代化创新，“返朴归真”(有时间读本书或烧柴煮饭)的想法如今带有高高在上的意味，只属于精英群体。当为了反对其他观点(关于我们对如今什么是“正常”的网络无处不在的生活的想法)而提出这个主张时，就显得尤其如此。稀缺创造价值。抛开这种人类学的解释不谈，赠书(以及赞扬伟大观点)仍然是一件很棒的事。我还没找到时间读完盖茨送的书，但堆在我书桌上的这一大摞书寓示着在理想情况下我希望怎样度过这个夏季–要是我能管住自己，摆脱掉那些使人分心的数字噪音就好了。(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