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民族主义运动,听起来像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民族主义者最关心的是他们自己部落的命运。他们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国际合作。不过,尽管如此,全世界都在见证一个“民族主义国际”的出现。在整个西方世界,民族主义政党都在崛起–他们相互鼓励并且已经联手。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处于这一事态的核心。美国总统常常被描绘成世界舞台上一个孤立的怪人。但事实上,他正逐渐成为一项国际运动的非正式领导人。通过把美国政治转向更为民族主义的方向,特朗普改变了世界各地政治的基调。这位美国总统在欧洲已经有了意识形态上的亲密伙伴,其中的关键人物包括先于特朗普上台的匈牙利首相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还有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欧洲的民族主义者包括如今已经进入各个联合政府的极右翼政党,比如萨尔维尼的联盟党(League)和奥地利自由党(Freedom Party)。但传统的中右翼党派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吸收民族主义的主题,例如德国基社盟(CSU)、英国保守党和奥地利人民党(People’s Party)。
民族主义者在乎的主要问题通常是移民问题–以及需要保护本国抵御大批来自西方以外地区的移民。在经济政策方面,他们往往会被特朗普式的保护主义所吸引。这些民族主义者也对国际机构和条约怀有敌意,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无根的全球精英的玩物。特朗普政府已经退出了诸如《巴黎气候协定》等国际条约,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等机构。欧洲民族主义者的怒火集中于欧盟和关于如何对待难民的种种国际规则。他们越来越希望合作。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Sebastian Kurz)认真考虑了组织一个“柏林-罗马-维也纳”轴心来打击非法移民。美国驻德国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Richard Grenell)谈到了帮助欧洲各地的特朗普式“保守派”变得强大。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意大利大选期间在罗马召集了民族主义政党会议,随后写道:“很难不认为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民族主义者往往是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粉丝。这位俄罗斯总统被尊崇为捍卫自己国家的硬汉。他在这一过程中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被视为加分项,而非扣分项。相比之下,民族主义者憎恨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他们被视为是热衷说教的国际主义者,对移民这一重要问题软弱得令人沮丧。这种民族主义并不局限于西方。最近,在印度德里,我与贾扬特•辛哈(Jayant Sinha)部长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认为莫迪(Modi)政府拒绝普遍主义,赞成捍卫印度的独特文化。“人们觉得他们的传统受到围攻,”他表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一种全球叙事的一部分。”
很多信奉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很难接受这一点:民族主义者之所以取得进展,部分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些真正的政治见解。他们强调民族国家永远重要,这显然引起了选民的共鸣。顺着这个想法自然产生的要求就是收紧对非法移民的控制–因为谁享有公民身份,是民族认同的核心问题。像萨尔维尼、欧尔班•维克托和英国的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这样的欧洲民族主义者都利用了人们的如下抱怨:欧盟攫取了太多传统上属于各个国家的权力,并控制了从国家预算赤字到公民权等方方面面的事情。
在民主政治中,新民族主义者的核心要求–比如控制移民或保护主义–有其合法地位。但一旦他们掌权,他们所采取的政策很快就转向了可怕的方向,比如美国拘留移民儿童,或者萨尔维尼要求把大批罗姆人驱离意大利。关键问题是,民族主义者对民族国家的强调通常与文化和种族紧密相连。一旦你开始认为外来者不如你的同胞时–事实上,是把他们看作“寄生于”你的国家的人(用特朗普总统的话来说)–那么残忍对待他们就变得容易多了。
第二个问题是新民族主义者常常会忽视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国际规则并不只是无根的全球精英精英在意识形态上的偏好的产物。它们是必需的手段,用来管理各国在从贸易到旅行等方方面面事情上的互动。若废除了这一切繁琐的国际法规,你就走上了通往无政府主义、贸易战或真正战争的道路。因此,尽管民族主义者正在联手向他们在世界各地信奉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敌人发起挑战,但“民族主义国际”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在民族国家首先视彼此为对手的世界里,冲突一触即发。(转载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