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中古唐朝与元朝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路线展开的中国“一带一路”，是一项过于高远的经济扩张计划，因为和所有宏大战略一样，它满怀抱负。但欧亚大陆的未来，是在其规划之初就已经决定了的。
中国领导人想令自己的国家成为全面的超级大国，这条新的丝绸之路有助于达成他们的若干目标。它是对中国已修建完成的大量公路、桥梁、管道和铁路进行的一次品牌塑造，把中国同能源丰富、一度由前苏联控制的中亚国家联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一带一路”还试图开发中国境内与中亚接壤的穆斯林地区，同时对该地区形成包围。
再向西，中国有意与伊朗建立一种机制性的联盟，该国的庞大面积、地理位置和众多人口，乃至其悠久的帝国传统，令它成为连接中东和中亚的支点。中国更大的目标是主宰欧亚大陆，这意味着降低俄罗斯的地位，使其成为二线大国。
中俄两国共有超过2,600英里的陆地边界，那是一条一望无际的白桦林带，将俄罗斯远东大部与中国满洲地区分隔开来，边境线的细节是过去十年间才正式商定的。1969年，苏联派出大约30个师来到这段边界，中国部署了59个师作为回应，中苏分裂由此加深，同时也令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得以向中国示好，并与苏联缓和关系。俄罗斯远东地区是该国政府少有的力量薄弱区域。这里的俄罗斯族人口估计只有600万。中国移民正在稳步北上，进入这个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偏远地带，这里有丰富的天然气、石油、木材、钻石和黄金，都是中国所觊觎的。19世纪清政府危亡之际，中国把这个地区的一部分割让给了俄罗斯，剩下的部分在20世纪也割让了出去。
与此同时，中国在中亚地区也击败了俄罗斯。过去十年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成了中亚最主要的能源操盘手。中国通过管道将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输往欧洲，也输往中国；还将天然气从土库曼斯坦输送到中国西部。中国的资金也一直在中亚地区运作，建设电网和交通基础设施，改变着那里的景观，成为“一带一路”规划中坚。伊朗就是它的战利品。位于中亚另一端的伊朗拥有8,000万人口，坐拥里海和波斯湾的大片油气田，这令北京有了修建贯穿伊朗高原铁路线的动力。中国同德黑兰签署能源协议，用中国国有企业发掘伊朗的矿藏，并且派遣大批企业家去往伊朗。2014年，俄罗斯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成员国包括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其目的正是为了应对中国在欧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除了自己的远东地区和中亚地区，俄罗斯在欧洲也输给了中国。在波罗的海与黑海周围，莫斯科一直在通过颠覆与军事入侵破坏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与此同时北京却加强了同整个欧洲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政府对自由贸易的厌恶–加上在捍卫欧洲盟友上态度暧昧–为中国在欧洲提供了机会，令北京进一步提升了对一带一路西部终点的计划。中国的收获不仅会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也会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例如，由于希腊与欧盟的紧张关系及其东正教传统，它本应逐渐向俄罗斯靠拢。但它的经济目前正落入中国控制，比雷埃夫斯港也成了新丝绸之路的另一个西方终点。中国还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共和国争取建立核电站和其他能源基础设施。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出于冲动挑战西方的同时，习近平主席治下的中国正悄无声息地在他身边打转–这显示了普京在俄罗斯经济脆弱时期的战略短视。
中俄称两国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向中国提供石油，两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正式层面上，两国关系实现了此前鲜见的融洽。但双边贸易对中国有利；能源价格的下跌使得中国大大减少了对俄罗斯的依赖。俄罗斯向中国的对手印度和越南出售武器。中国也抄袭了俄罗斯的武器设计。这些更深刻的地缘政治现实意味着，中俄只会是因一时之利结成的盟友。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竞争是长期而节制的，往往集中在偏远地区，对新闻媒体来说缺乏吸引力，因此很容易被忽视。
与俄罗斯一样，中国的地缘政治野心源于国内的不安全感。中国的政权在西部最弱–也就是历史上的东突厥斯坦–那里生活着维吾尔穆斯林突厥语族少数民族，令占优势地位的汉族人感到惴惴不安。伊斯兰教代表着维吾尔族人的另一种身份，一个独立于中国的身份。与有达赖喇嘛的西藏人不同，维吾尔族人没有一个可与北京沟通的精英领导层。事实上他们代表着一股无政府力量，可能在环境灾难或其他紧急事件触动下动荡起来。通过在经济和政治上拉近与中亚诸突厥语国家的距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定程度上是要让维吾尔族人失去叛乱的后方基地。
只有自我的心魔能阻止中国。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他1968年经典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写的，一个社会越复杂，它的制度就越需要反应灵敏，否则，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诞生就会破坏稳定。中国的专制统治之所以可能面临合法性危机，恰恰是因为它的成功，汉族和维吾尔族地区的社会、民族和宗教紧张关系在加剧，尤其是在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的情况下，因为它会挫伤民众不断提高的期望。这就是为什么“一带一路”最终能否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中国内部的情况，而不是中亚或其他地方。
美国在东亚有反抗中国霸凌的长期盟友，在中东欧有反抗俄罗斯霸陵的长期盟友，而北京和莫斯科悄悄进行的地缘政治较量也有助于美国。由于中俄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地缘相接，所以肯定会一直持续下去，这就给美国带来了更多操作的可能性，根据形势强化或软化对每个政权的立场。
美国只需要防止中国像美国主导西半球那样主导东半球。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把中欧和中东部分地区让给俄罗斯。对美国来说，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存在于地缘政治之外。正是因为华盛顿在欧亚大陆上没有领土野心，所以美国不像中国和俄罗斯那样受到当地人民的怀疑。通过不懈倡导自由贸易、人权和公民社会，美国将在整个地区快速转型的社会中赢得信赖。
如今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竞争要比尼克松时代微妙得多，这正是美国在无需粗暴调节大国平衡的情况下进入欧亚的方式。中国试图推动的那种经济发展，将使新丝绸之路上的社会更难管理，进而也难于统治，尤其伊朗和中亚那些了无生气的独裁政权。恰恰是特朗普总统蔑视的普世价值观，将带来地缘政治红利。将美国的利益局限在北美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计划，只会使美国在世界的另一边被边缘化。(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